《开放时代》2003年第1期
1. 一，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象于光远、王元化等都加入了，这场运动很象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寻求思想的出路。
二，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化热”。人们后来称其为“新启蒙运动”，或者叫“新五四运动”，是把批判中国文化传统、引进西方思想作为主题。对传统持的都是同样的否定态度，对西学是一味的崇拜。
2. “新国学”，比如北大的陈平原等办《学人》丛刊，检讨八十年代思想界的状况，认为是太多的游谈无根，学者们应该从事基本的学理建设，特别是对传统文化，要摆脱过去那种狭隘的立场偏见，重新认识其学术的地位。
3. 王元化发现，五四以来很多高喊打倒传统的人，事实上对传统并不了解。他觉得真正的启蒙是要在学理上作深刻的研究。我把王元化的这种态度理解为“另一种启蒙”，一种从学理上更深刻的启蒙。
4. 九十年代末期，即“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化。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市场社会，同时也出现了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平等。过去，人们相信西方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是好的。到了九十年代，这些目标有一部分兑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这条道路是否适合中国。双方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向哪里发展，发生了彻底的分化。他们的论战涉及到许多重要的问题。
A首先是现代性问题，自由主义是坚持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但新左派认为，太阳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有很多问题，中国要走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他们叫做“制度创新”。
B 在政治改革方面，分歧也很大。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当务所急，是需要由宪政所保障的有自由、有人权的法治社会，特别是要有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但新左派认为西方的民主是形式化民主，一般的民众并没有享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他们对民主的诉求从结构性的法律制度转移到了底层，呼吁要让民众在实际生活中拥有民主权利，可以参与基层的民主管理，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受雇佣的地位，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C腐败现象、贫富差距、分配不公是双方都承认的，但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应当如何解决?双方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自由主义认为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太大，对市场干预太多；必须充分市场化、缩小公共权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在新左派看来，恰恰是因为少数人打着私有化的幌子，把社会资产转化为个人资产，不平等的掠夺才导致了不平等的产生，他们认为私有化和市场化成为少数权贵掠夺国有资产的合法借口，因此，民众必须参与到社会的分配领域，借助国家力量进行二次分配，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5. 朱学勤在1999年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时候，写文章检讨二十世纪中国两个可怕的思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6. 罗尔斯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等著作，从他的政治自由主义架构中获得许多启发，但也发现他理论的一个弱项。在这个文化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罗尔斯为了获得普遍的正义共识，他只有在什么是“正当”(right)的政治伦理上寻求重叠共识，而在“好”(good)的价值层次上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也就是说，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前提，是把文化用括号括起来，存而不论的。
7. 执着于给现实开药方，放弃深刻长远的问题，既不可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也毁坏了理论本身的建设和人文理想的建设。
8. 中国近代思想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复大，二是重复多，都与我们缺乏“连续”的自觉有关。
9. 强势民主不仅抑遏了中国的政治资源，同时也扭曲对民主的健康的了解。
10. 强势民主不消解，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会非常困难，因为它除了是“强国富民”的功利主义预设，还是“造反有理”的根据。在中国，一切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的最后考虑就是民主，这种强势民主的心态事实上把中国导入长期动荡的恶性循环。
11. 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对政府的影响并不是通过个人的投票去实现，而是通过社群的力量去影响和左右政府。
12. 托克维尔来到美国，考察美国的民主，对美国社群之发达惊讶不已，那是官僚制的法国所不可能有的。
13. 滕尼斯的名著《社群与社会》，将社群与社会看作是人类群体生活中两种不同的结合类型，前者是人格化的私人情感的共同体，而后者只是非人格化的、只是为具体的功利目标结合起来的契约性网络组织。过去，人们总是以为社群是传统的，契约社会是现代的，现代化的发展无非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社群走向社会。这个看法现在看来是错的。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表明，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大量的传统社群，它们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不仅不是负面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14. 福山《诚信》：最高的经济效率不一定能够由理性的利己行为来达成，反而由个体所组成的彼此之间有很高诚信度的社群，更能实现高效率，因为在这样的社群中，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感，交易成本极低，合作更有效。以此标准，日本、德国和美国，都是诚信度比较高的国家，中国、法国、意大利都是诚信度比较低的。儒家学说中社群的文化资源是很丰富的，特别是宗法伦理的资源，儒学也特别强调诚信，“五常”中就有这个内容。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的诚信度反而比较低呢?
15. 中国的现代化误将传统不加分析地，统统地看作是自己的天敌，将社群、礼和诚信统统抛弃了。
16.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东欧的天鹅绒革命的成功，也注意到了市民社会这一问题。但市民社会与社群并不是同一的概念。他们所理解的“市民社会”，是一群理性的自利的个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一定的契约规则所组成的社会，这样的“市民社会”实质上不过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市场社会，市民社会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满足个人利益和实现利益交换的私人领域而已。欧克夏(Michael Oakeshott)的说法，这样的市民社会只是“企业组织”，而非“公民结社”。
17. 市场经济可以把经济搞活，但市场社会或社会的充分市场化则对全民的福祉有极大的破坏力。
18. 哈佛的帕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社会资本”，法国的布赫迪(Pierre Bourdieu)提出“文化资本”，这和许纪霖在美国体验到的社群有密切的关系。
19. 在中国，批评美国的新左翼思潮有很坚强的客观事实；而自由主义认为非要走现代化道路也有非常坚强的论据，这之间存在可以健康对话的可能。如果不进行对话，将来在中国会出现非常强势的霸权论说，认为如果要对付美国的霸权，我们就要发展我们的霸权。
20. 从表面上看，美国非常强势，是一个整体，但更深入地了解，你会发现它的力量是来自各个不同的社群，许纪霖提到了这一点。美国的政府、企业、媒体都感到力不从心，很多方面的无奈。
21. 美国学术、知识和文化各力量都提出“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构想。媒体本来是开展公共空间不可或缺的中介，但市场经济的宰制，使得表面上似乎具有独立风骨和批判精神的媒体从业员也在商业的洪流中淹没了公共性格。
22. 今天在西欧和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士、读书人及儒者更有亲和性。这一课题值得我们作全面深入的研究。
23. 我发现一个很现实的矛盾，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但是世界主义却越来越淡化，几乎被消解了，反过来，全球化过程中所伴随的，是越来越强化的民族国家意识。
24. 著名的“囚徒困境”也证明了，哪怕是从追求最大的国家利益出发，合作也要比不合作好。但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当今世界普遍的、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之下，整个世界仍然处于康德所说的自然状态，甚至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25. 危害全球文化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美国的单向主义。
26. 一个最强、最富、拥有最大资源的社会的最高价值，仅仅只存在于国家利益中，这是不幸和可悲的。
27. 美国势力早已扩张到了美国之外，只要有社群的地方，美国几乎都介入。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军火贩，任何地方的暴力没有美国的军火就不可能运作。本·拉登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和俄国对抗而培养出来的。美国本来是个移民社会，各种人都可以进来，伊斯兰教很快就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宗教，以伊斯兰为敌，美国打的很可能就是自己人。
28. 近代以来，儒家的价值理念整个地被启蒙心态消解了，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是与小农经济、权威政治、家族主义连在一起，政权崩溃了、社会解体了，经济力量也调动不起，好象儒家学说也应该全部消解掉。这是强势启蒙所带来的结果。
29. 原来中国发展的是自由和人权，很快被科学和民主所代替。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于富强的那股大力量。但李泽厚和舒衡哲认为是“救亡就是启蒙，而启蒙就是刚才所讲的强势的科学与民主，更深刻的一些价值如自由、人权、平等都被扔掉了，只要科学和民主，然后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在这样的语境下，儒家所代表的更宽广的人文精神便无立足之地。现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生态环保的问题、多元宗教的问题、女性主义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象普世伦理的问题，儒学的价值又重新浮现。
30. 儒家有两大特色是启蒙所代表的价值无法开辟的，一是关于宗教，关于修身，与启蒙心态反宗教的凡俗人文主义大相径庭；二是关于自然的问题，掠夺自然与启蒙的人类中心主义有关。所以，我认为对西方的启蒙，一方面要有同情的了解，一方面要有批评的认识。
31. 黑格尔的模式是家庭之上国家之下是社会，这个问题要认真考虑，决不是那么简单。有些在家庭中运作的价值同样也是公共的，私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在生活世界中有一些属于个人的非常深的感受，却不是私，而是公共的；像家庭伦理等等，决不是私。所以，自由主义的公私分法是有问题的，宗教是私家庭也是私，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
32. 可以作为参照系的资源，日本有很多，台湾、新加坡、南朝鲜也有很多；甚至印度也可以是我们的参照。以前我们的参照系完全是欧美，只要发展得快，其他的都不认为是有价值的。
33. 现在的参照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富强，就是西欧、美国。日本，而且也只是学它的富强，它们在社会上展现的其他价值都看不到，我想，民主的强势论说使我们出现了很多盲点。
34. 其实黑格尔主义以来，世界主义经常都是主流思想，拿破仑、希特勒、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是一些不同角度上的世界主义。
35. 法国的布赫迪反对全球化。国内有些学者更是直接把全球化看作霸权。
36. 彼特·伯格他们现在在做“全球化和文化”，每个月谈一次，已经有两年了。在瑞士有“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有二十年，是在意识形态上推动全球化的最大的组织。当时还有一个价值预设，全球化，从经济来说是水涨船高。格林斯潘(Greenspan)到今天也还是这个信念。这是就贫富差距来说的，有一些人是越来越富，但是并不表示穷的人就越来越穷，很多的数据证明，一些国家逐步逐步地脱贫，再也没有绝对的贫困。但是，现在发现，经济的水平提高了，绝对贫困的问题相对缓和，并不意味矛盾冲突减少了，社会更安全了。人们一直在歌颂这个潮流，但是西雅图的抗议开始使人们觉得这可能是个“阴谋”，而现在更多的人觉得这“阴谋”是越来越明显了，遭到非常大的反弹。
37. 到目前为止，全球化问题所蕴涵的问题性被普遍低估了。从理论、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当大工业和自动化生产面市后，各种社会关系曾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爆发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人类的生存处境不仅需要重新解释，同时还要寻找出路，马克思、韦伯等人出现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产儿。现在，可以清楚地说，他们的那个时代很快就将过去，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升起，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全球化是我们从未经验过的全新挑战。
38. 我是以最简单的说法指出我们身处时代的大变局中，人文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对象，国家、社会、经济、阶级、个人等，无一不在变化。考虑理论、学术的发展不能不面对这个大变局，这有双重意义，其一，我们不得不处理以往经验不敷应对的新问题，甚至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也必须放在这个变局中思考，例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否则就太古老。其二，轴心文明时代开展的一些基本论域具有永久的魅力，什么是人?什么是活着的意义?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终极的存有?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些都是不可消解的问题，全球化时代不是解构了这些问题，而是正恰相反，使这些问题的反思变得更加尖锐，更富有挑战性。
39. 罗兰·巴特的消费文化的时代反思，福柯(Michael Foucault)关于权力、性欲和各种不被意识的强制霸权，德乐兹(G Deleuze)提出的“内在殖民”，等等；这些所谓后现代，在我看来，并不标志一个新的时代，它准确的就是“现代”的后期，这体现在他们思想的品格上，他们具有毁灭性的批判力量，但从根本上缺乏建设性，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仅仅依靠“现代”的资源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40. 卡斯梯尔斯(Manual Castells)、罗斯诺(James Rosenau)、鲍斯特(Mark Poster)、迈克杰(T.G.McGee)、萨森(S.Ssssen)等人，注应当重视这些学者的研究，与前面提到的法国的那些学者不同，他们是努力把“工业时代”的问题在全球化关怀下加以处理，他们的课题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他们讨论的类似“自由主义”、“左派”的问题，与中国现在的讨论很不相同，完全是以全球化为背景，问题更深刻，也更集中。
41. 利益核算单位正在变小，公共性的利益群体不断解体，变成碎片和部分，显见的例子是全国性的投票人数减少，其实，社区投票的人口也在减少。其严重的后果是弱势群体的声音更加微弱，社会保护弱势力量的共识基础被不断腐蚀。
42. 不少人还是习惯用“资本主义”来思考全球化。更进一步说，假如坚持用“资本主义”来了解全球化，就不能真正摆脱“冷战”的思维模式，把全球化看作一个新的“冷战”，一种阴谋，这是非常危险的。
43. 哈耶克讲过一句话，我认为很深刻，为什么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因为构成市场的各种力量相互之间有太大的复杂性，没有任何个人的力量可以控制，你头脑再好也无法穷尽它的复杂性，让市场按照它自己的力量去运作，它能形成自己的机制，比外面强加的要好，这是反对理性的傲慢，特别是工具理性和社会工程。
44. 我们有一套简单的二元划分法贯穿在这类问题中，所谓“强势和弱势”、“中心和边缘”、“侵略和抵御”，等等。这是潜意识中的“斗争哲学”的自觉运用，令人不能不感叹“文化革命”的精神力量的消解是很艰难的。
45.
0 件のコメント:
コメントを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