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熊培云：百年萨特与知识分子鸦片

“我在书里开始我的生命，也在书里结束我的生命。我祖父的书房里到处都是书。他不准任何人清理书上的灰尘，每年只可以在十月份开学之前清洁一次。我甚至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对那些像石板一样厚重的书怀有敬意。它们或正或歪，像一块块砖头一样插在书架上，对我来说它们就是一块块古老的纪念碑，它们目睹了我的出生，也将目击我的死亡。”这是萨特写在《词语》一书中最动情的一段文字。

今年（2005）3月14日和6月21日分别是法国两位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这两位少年同窗，以后的论敌，对20世纪法国政治运动与思想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人曾经如此对比两位才俊，称前者“有根基无力量”，后者“有力量无根基”。

　　由于萨特所具有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人民性”与“政治正确”，法国曾经流行一句话，“宁要错误的萨特，不要正确的阿隆”。对于这种偏执，意图“让意识形态诗歌下降到平凡现实”的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有情理相通的诠释：知识分子之走火入魔，多是因为坚持某种意识形态导致知识与道德上的精神错乱。在我看来，与之对应的仍有另一种“民众的鸦片”，它表现为民众对代表其利益的行动知识分子言行的盲从。由此可见，受意识形态之害的民众吸食了“双重鸦片”、“二手烟”。

　　如有书评指出，雷蒙。阿隆写《知识分子的鸦片》，目的就在于为意识形态袪魅，指出“一切都是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设计出最佳的行动路线，真正的政治智慧是寻找一条相对较好的务实道路。对于对手，阿隆强调：“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在握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此态度有如胡适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不难发现，20世纪萨特与阿隆在法国的对立与发生在中国的胡适鲁迅之争异曲同工。今日法国，人们渐渐告别了萨特，重拾阿隆之路，如同胡适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的认同。

　　虽然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萨特的时代，但是，当时的中国版萨特也并不完整，甚至充满了悖论。当中国人终于走出“文革”的冰天雪地，开始欢呼“解冻”、抚平“伤痕”时，填补了国人精神虚无主义的萨特几乎成为个体精神解放的一种象征，“存在主义”成为年轻人推崇的思想时尚，其倡导的“人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顺应时势，深获民心。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位“因外斜视而视野开阔”的烟斗知识分子，站在法兰西的自由土地上讴歌中国史无前例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关于这段往事，法国汉学家高达乐曾经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据说萨特当时并非不了解“文革”的“负面性”，但出于“大街政治”及其思想影响力的考虑而没有向法国人道破。萨特不但屡次撰文讴歌“文革”，如同他赞扬苏联人拥有“批评一切的自由”，而且还以种种理由禁止反对意见在他主持的《现代》杂志上发表。如果说为人诟病的罗曼罗兰拒绝公开《莫斯科日记》代表一种艰难的沉默，那作为杂志主编的萨特对他者的禁声则代表一种基于信仰与绝对真理的专制。

　　萨特的存在主义名言是，“他人即地狱”。1944年，萨特推出独幕剧《禁闭》，该剧后来被奉为西方现代戏剧的经典之作。剧本场景设计在“地狱”之中，此“地狱”不过是个平常人家的房间。短剧将“彼岸”的地狱置换到“此岸”。萨特说，他人的存在是自己存在的参照，这种参照使人备受折磨，因此他人就是地狱。倘无基于他者的价值参照，人就不必时时拷问自己。1964年萨特以“不接受官方的任何荣誉”、“不愿意被体制化”为由拒绝了诺贝尔奖当局的“评价地狱”。然而，如上所述，萨特脱离真实的世界，过于相信自己的思想与力量，远离阿隆所赞扬的朴素与常识，终于跌入了“真理在手”及其“思想大师”的地狱。

　　萨特曾经感慨存在主义的困境，“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萨特死后留给人们一个追问是：参与型知识分子是代表人民，还是代表知识，抑或兼而有之？直至今日，我们仍能看见许多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困境，一方面他希望人人能独立自由地思考，抉择自己的人生与价值，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想在广场上充当领袖与将军，在欢呼声中背离对知识的虔诚信仰，从此不再目光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