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民生政治：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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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丽江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日期：2012-07-16

一、意识形态的百年解构与祛魅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术语，自18世纪未由法国哲学家特莱西首先使用之后，两百年来其内涵被反复讨论、贬谪、构建、称颂。
　　最初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一种观念的科学，是一种系统的世界观，既是理论又是政纲，社会和政治改良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目标；从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之初就与政治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讨论意识形态，“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到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①]马克思重点讨论的是如宗教等意识形态的表面的虚假性，意识形态本质上反映的是不平等的阶级结构，是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进入20世纪之后，意识形态是最富有争议和贬义的概念之一。善于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德国人不断地对意识形态加以分析研究。1929年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继承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人类思维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总是与思考者现存的状况密切相联的。根据这一观点，人类思维不是在社会真空中，而是确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并活动的。”他还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特点与作用，“意识形态是超越情况的思想，它们事实上从来没有成功这现自己所设计的内容。”[②]他也把超越环境的思想称作乌托邦，从这个意义在考虑，在曼海姆那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有相通之处的；“今天的乌托邦可能会变成明天的现实：‘乌托邦常常只是早熟的真理。”[③]充满愿望的思考总是出现在人类事务中。意识形态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对现实世界做出具有指导性的解释说明，从而为文化构造提供明晰的范畴。这样一来，它们只能是具有党派特色的和精心设计的。但是，在所有非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从功能上讲都是不可少的。
　　汉娜·阿伦特从犹太人独特的政治经验出发，把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恐怖是极权主义的本质，意识形态则是极权政体的准则。她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解释工具，“即令信奉者满意的，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各种主义，它们的解释方法是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来推论”。“对极权主义统治十分有用的因素。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能还未被发现过。”[④]在她看来正是对种族主义简单推理的意识形态，造成犹太人毁灭性的遭遇。并非一切主义都是意识形态，只有宣称洞悉历史发展或万事发生之奥秘而能解释一切的“主义”，才是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摧毁人任何自发行动的可能性，把人变成严格遵从客观法则的动物。显然，阿伦特定义的意识形态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发展的极端形式。
　　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集团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集中反映该集团的政治理想、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个改革社会的计划。目前相当多的政治家、社会学家对于意识形态这一现代人类社会特有的意识现象持肯定的态度。
　　——“意识形态是行动的导向的。它不仅描述现实性状况，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达成目标所必须实行的明确步骤。”[⑤]（曼海姆，自由必须通过计划求得。）“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以至现在恐怖主义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构建新社会的信仰形式，有些意识形态已成为现实的政治制度，由乌托邦实现了现实。
　　——意识形态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生活的，只有社会经济发展与变革，才能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提供基础。如亚当·斯密主张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即是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在自由市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无数个体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算计)约束、自我修正着经济生活；社会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是亚当·斯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提出的社会发展蓝图，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但在美国这种自由主义是得到极大的鼓励，成国家诸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
　　——意识形态在表达方面是简单的，要求人们采取明确的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意识形态诉诸于普罗大众的，具有鼓动性的，鼓舞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来达成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要求人们致力于改变世界。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⑦]在意识形态的表达中，理念变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凝聚剂，把各种政党、派别、群众都聚合在一起，人们可以更好的奋斗，承受个人的牺牲和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丹尼尔·贝尔把意识形态“看作在19世纪产生的一组特殊观念和情感。”“意识形态把观念转化成了社会的杠杆”；[⑧]“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抽象哲学探索总是千方百计地消解激情，而人总是企图合理化所有的观念。对于思想家来说，真理产生于行动，它的意义是通过一种‘顿悟时刻’被赋予经验的。思想家不是在沉思中求得生存的，而是在‘行动’中求得生存。实际上，可以这样说，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除了宗教(以及战争和民族主义)以外，很少有哪种形式能够把情感能量引了出来。宗教符号化了人的情感，使它们枯竭了，把来自现实世界的情感能量通通转化成了祈祷文、礼拜仪式、圣礼、信条和宗教艺术。意识形态则使这些情感融合到一起并把它们引向了政治。”[⑨]从意识形态诉诸于群众及社会运动来考虑，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具有巨大能量，群众往往被意识形态的激情所驱使，前仆后继地奋斗。毋庸置疑，一些极端的意识形态也可把群众带入疯狂的境地，如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达曾把亿万群众，引入到一个构建无权威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的无效努力之中。
　　——意识形态难以终结。基于西方世界福利国家建立、混合经济体、多元政治体系以及后来苏联的解体，贝尔、福山先后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我们却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⑩]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然而，随着本世纪的到来，世界各复杂矛盾的显现，福山终结判断显得极不适时宜。“我们来到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一面是过去150年以来工业时代主导的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另一面是刚刚萌动兴起、尚未冠名的新时代。”[11]西方国家发生足以撼动其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的金融危机，那种建立在传统上对欠发达国家褫夺基础上(实物的、制度架构上的如知识产权)的福利国家受到从未有过的挑战；日本福岛的核危机把种挑战推到高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比利亚空袭依然是某种意识形态驱动下，采取的集体行动；恐怖主义正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动。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观点终结的形势下，人类社会向何处发展，依然存在着多种选择。西方社会本身都存在着民主社会主义、生态主义、绿党政治、女权主义、社群主义等多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竞争。发展中国家也在创造和实践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这一趋势丹尼尔·贝尔半个世纪前就有预见：“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12]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不说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意识形态，推动着13亿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