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涛：英美学界对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者：方克涛（Chris Fraser）    转贴自：《经典与解释》（19） 

英美学界对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

回顾与展望

方克涛（Chris Fraser）

近二十年来，英美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及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在很多方面已有显著的发展。在哲学与历史方面，比以前更严谨、更详尽且更有历史见地的新著作，已陆续地出现。尤有甚者，除了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崭新诠释之外，还有许多新的研究，更以中国不同时代的士人，在不同的思想、社会及政治脉络之下，如何重新诠释中国的经典文献为探讨的主题。这些新的研究逐渐为我们勾勒出更为深入、细致的思想史图像，也愈来愈能摆脱「目的论的历史观」或「辉格派」(Whig)的假设及偏见。在此崭新的思想史图像下，讨论的焦点较不以孔子、孟子或朱子的思想为重心，而且亦不把此三位哲人之思想视为中国哲学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思想史图像下，我们反而更能清楚地看出中国思想传统的多元性、活力及创造性，而且亦可对不同时代的文人究竟如何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塑造出其对传统经典的诠释，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本文将首先回顾晚近英美学术界对于中国经典以及经典诠释传统的一些重要研究趋势，然后以历史年代为序，简略地介绍英美学界关于中国经典及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作者拟以晚近著作为主要焦点，并将焦点特别放在和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关的研究上。虽然文中所介绍的研究著作为数甚多，然而由于篇幅及时间的限制，在文献回顾部分，本文仅拟作选择性的介绍，并拟对个别研究只作摘要式的描述。此外，由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此一领域并非作者所长，故文中若对任何重要的研究趋势或著作有所遗漏或忽略，则敬请读者见谅。另外必须特别说明的是：文中所介绍的数据，大部分都是书籍而不是个别的文章。所介绍的论文集——如陈荣捷或者是狄百瑞(W. T. De Bary)所编辑的论文集——收录了如陈荣捷、狄百瑞、余英时以及杜维明等重要学者许多相当具参考价值的文章。然而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对此等重要文章一一加以介绍。对此，读者可自行参阅此等论文集的目录部份。另外，由于作者专业知识的限制，本文拟完全略过佛教诠释传统的相关研究。[1]

读者若欲对欧美学界关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获得更进一步的信息，可参见下面第一小节中所介绍的书籍中之参考书目。关于欧美学界对于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之介绍（包括先秦到近代），可以参考 K. Van der Leeuw 于去年所发表的文献回顾。[2] 另外，依国科会人文学研究中心目前所进行的研究计划，我们亦拟建立欧美与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哲学之研究的参考书目及摘要数据库，此等资源将来亦拟开放给学界参考。此外，值得一提的参考数据，尚有《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一系列的中国历史总论（其中几册收录了和中国思想史及经典诠释传统相关的文章，并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书目），[3] 以及罗维(M. Loewe)主编的 Early Chinese Texts 一书，[4] 此书对以六十四种先秦及汉代原典为研究对象的主流文献考证理论提供了简要的描述，并提供了详尽的中文、日文与欧美语言之参考书目。对研究中国先秦及汉代原典的学者而言，此书实颇具参考价值。

一、晚近之研究趋势

以经典诠释传统为题的多种新出版的总论与论文集

对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而言，英美学界近几年最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势，莫过于其一夕间突飞猛进的现象。晚近几年，英美学界中陆续有许多专门讨论经典诠释传统的新书及论文集问世，而且研究的质量尚持续进步中。近年来，学者们更注意到经典诠释活动在中国思想传统、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这方面的研究，C. Gardner 在 1938 年所出版的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一书，实堪称为英文著作中之开山祖师。此书至今依然相当有参考价值。[5] 此外，关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概略讨论，亦散见于前一代著名汉学家的研究著作中。例如，在华利(A. Waley)所著的《论语》及《道德经》英译本的导论与批注中，[6] 就出现了许多对于中国传统的诠释方法之甚具洞见的观察。而史华兹(B. Schwartz)在其所著的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一书讨论「五经」的章节中，[7] 也简略地论及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然而，直到近十年来，英美学术界才开始提出许多详尽的书籍与论文集，专门讨论中国传统经典之形成过程以及中国文人在不同时代对这些经典之不同的诠释方式。

J. Henderson 在1991年所出版的 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 一书，系针对儒家和希腊、印度、希伯来、基督教及回教等不同经学传统之比较研究。[8] 此书首先归纳出这几种不同的诠释与注疏传统共同的基本预设与诠释策略，然后再比较这些预设与策略在不同传统中之不同的应用方式。另外，该书也探讨「注疏式」(exegetical)的思维模式从古至今在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性。除此之外，Henderson 在其前年所出版的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一书中，尚持续提出其对于不同经典诠释传统之比较研究。[9] 该书的重点，系在于考察所谓「正统」的诠释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之形成过程。

在 Henderson 第一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内，还有一本详细讨论中国文学及经学诠释传统的书籍问世，即范佐仁(S. Van Zoeren)所著的 Poetry and Personality。[10] 此外，近几年还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学与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书籍，如 H. Saussy 所著的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系以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为讨论焦点。[11] 而杨牧(C. H. Wang)所著的 From Ritual to Allegory，则以中国早期诗学为讨论主题。[12] S. Owen 所著的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提供了许多中国不同时代之文学批判理论的英译选读，并对之加以解释与讨论。[13] 张隆溪所著的 The Tao and The Logos，则是对于欧洲十九及二十世纪诠释学和中国思想传统中关于文学诠释理论之比较研究。[14]

最近一年问世的两本历史书籍，则皆以先秦时代及早期中华帝国的政体与精英份子为讨论对象，并探讨此诸精英份子究竟是如何利用经典传统以建立与维持政治及道德上的权威。相较之下，M. Lewis 所著之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一书，其讨论范围则较为详尽。此书系着眼于经典如何成为早期中华帝国政权基础的过程之上。[15] 该书作者认为：中国的经典传统，提供了相对应于实际政体的某种各界所共同承认之社会、政治的理想典范，如经典中的圣人，即实际的君主所应效法的对象。而在讨论范围较为狭窄的 The Empire of the Text 一书中，作者 C. Connery 则论及经典在中华帝国自我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士」在汉代所扮演的社会与政治上的角色，以及经典文献在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16]

最后，还有两本以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为题的有趣论文集。其一为 Imagining Boundaries。此颇具价值的论文集，其讨论焦点系放在中国「正经」(canon)早期的形成过程及其晚期所具的「流动」特质之上。该书所收录的文章，遍及汉代、南北朝、宋代、明代以及清代文人的经典诠释活动，此外，该书还收录了一篇讨论十九世纪苏格兰伟大汉学家李雅各布(J. Legge)的专文。[17] 另一本有趣的论文集则是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该书所收录的文章，是以五经在汉朝成为「正经」的过程，宋代、明代及清代对五经的不同诠释，以及道家与佛教的经典诠释等为讨论主题。[18]

更广阔的历史视野

晚近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势，则是对于中国思想史及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 研究，其视野颇有愈形广阔之势。早期欧美学界对于中国哲学之研究，仅以少数先秦诸子、程朱学派以及王阳明等为主要讨论对象，至于秦汉、魏晋、唐代及清代的思想，则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缺少。[19] 然而近几年来所出版的为数甚多的研究，则大大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其它思想家及其时代的了解。例如，在葛瑞汉(A. Graham)所著的先秦思想总论中，如宋钘等以往较不受重视之学者及常为人所忽略的阴阳思想，都受到应有的重视。[20] 除此之外，传统观点总是认为儒学与经学在秦代受到极力的压制，然而最近 M. Kern、R. Eno 及 J. Petersen 等学者却陆续对此提出质疑。这些学者们认为：秦朝统治者虽然压制了部分属于「异教」的士人与文献，但是却很可能同时也对其他「正统」的学派与经典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包弼德(P. Bol)与田浩(H. Tillman)等学者近几年所出版的书籍，都强调唐宋时代思想活动的丰富及多彩多姿。这些学者亦开始重新考察并评价朱熹在宋代思想史中的地位。艾尔曼(B. Elman)、周启荣(K. Chow)及魏伟森(T. Wilson)等学者，近几年亦皆出版了关于清代思想史甚为详尽的研究著作。（关于这些研究之更详细的资料，请参考下面第二节的文献回顾。）即使如此，关于某些特定时代的研究著作，相对之下仍显缺少，例如：汉代黄老思想、魏晋南北朝的思想以及宋末明初的思想等，皆尚待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更严谨的研究方法

在文献考证、思想诠释及历史研究方面，学者们都应用了比以前更为严谨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公孙龙子》、《列子》及《墨辩》的文献考证研究上，葛瑞汉(A. Graham)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校释方法。[21]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重要的研究却甚少为中国的学者所注意。[22] 此外，H. Roth、W. Boltz 及其它学者都尝试利用形式校勘(form criticism)及版本校勘(redaction criticism)方法来分析道家经典。[23] 近几年，白牧之(B. Brooks)及白妙子(T. Brooks)更透过对先秦原典的结构、语言与论述内容之仔细考察，而对《论语》、《孟子》、《墨子》、《庄子》及其它先秦原典提出了一系列严谨的文献考证理论（关于这些理论，作者将在下面作进一步的介绍）。经由古代汉语文法的进一步分析，[24] 并对古代中国哲学的术语、基本前提与问题、语言及心灵甚至知识的基本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们对先秦哲学文献的掌握逐渐增进。[25] 至于近几年所出版的历史研究，则包含了对第一手历史资料更为详尽的考察，而且亦更对中国不同时代文人之生活、社会及政治环境作了更为详尽之探讨。

这种较为严谨的研究进路，基本上是出自于对于文献校释问题、思想诠释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的一种较之于从前更具批判精神的研究态度。学者们开始批评传统上对于中国思想演变的某种「目的论」主张，并提出新的学说以补充或取代这些传统的看法。此外，某些对先秦诸子之传统的诠释，是由晚期中国思想或西洋哲学的基本关注而启发。关于此种诠释，近年来亦有愈来愈多的学者提出质疑。相较之下，当今之学者较不会先行假设存在着某些中国与西洋思想家都必须面对之固定、跨文化的哲学问题。相反的，这些学者试着利用整体论式(holistic)的诠释方法、由中国哲学论说的内部出发，以便重建出整体论式的基本课题、概念与理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有所进步，然而就某方面而言，这类研究工作才刚开始，而且还有许多问题仍待处理。

更完整、融贯的历史描述

如前所述，此种较广阔的研究范围、较严谨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显著且令人雀跃的结果，即我们已逐渐勾勒出对于中国思想史发展更完整、更详细及更融贯的描述。早期学者在论述思想史时，大抵倾向于把不同学派或思想运动分开处理，其论述方式亦较具目的论色彩。在此种描述之下，学者们似乎暗示各学派系处于互相隔绝的状况下各自发展，而且还遵循着预定的轨道而朝向其「成熟」的学说发展。[26] 然而，此种论述方式通常易忽略不同学派或思想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亦容易将不符其所预设之线性进化轨道的思想家略而不论。尤有甚者，此种描述尚必须处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为什么哲学思想必然会朝着某个特定方向「发展」？

近几年来，学者们开始拒斥此种过于简化的解说方式，并提出对于中国思想发展更为详尽且融贯的说明。他们尝试把思想的发展解释为不同学派思想家对于共同的哲学、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反应，并视之为不同学派之间因对话与互相批评而产生的结果。例如，包弼德(P. Bol)及田浩(H. Tillman)在关于宋代思想的研究中，即尝试重建出许多不同思想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把周敦颐至朱熹的思想发展描述成一种直接、必然的过程。至于先秦思想的研究，葛瑞汉(Graham)所著的 Disputers of the Tao 一书则采用编年式的组织架构，而并未视先秦诸思想为互相隔绝之学派。较之于先前所出版之先秦哲学总论，此组织方式显然较为中肯。然而，有些批评者指出此书对不同派系间的对话不够重视，而且所强调的主要课题并无法确实掌握先秦思想的精神。对此，陈汉生(C. Hansen)所著的 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恰可匡正此项缺失，且亦可视为以哲学对话与问题为导向的解说方式之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此书中，陈汉生将各学派的学说描述为对于共同哲学问题和其它思想家理论的反应之结果。然而，此书却有疏于历史事实及文献考证之弊，而陈氏所提出的诠释有些部分缺乏足以服人之左证。

陈氏的研究和很多其它学者的研究所具的另一项共同的缺点，是在讨论如《墨子》、《道德经》及《庄子》等原典时，习于将之视为统一的哲学体系看待。然而最近的研究却有反其道而行之势，此亦为一重要的研究趋势。晚近有愈来愈多学者认为：先秦诸子的原典，可能皆为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或门徒多年编纂而成。[27] 除此之外，现在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古代中国人关于文献著作之习俗，和现代人的习惯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先秦时代的中国人不喜长篇大论、不承认「著作者」或「著作权」概念，而且亦无「著作已毕」之观念。反之，先秦时代中国人之著作通常属于简短的对话、文章或杂记；此诸著作或是佚名，或是假大师或名人之名所作。尤有甚者，此诸著作尚可修改甚或作进一步补充，而且修改者通常并非原作者。换言之，大部分先秦原典并不能以今之「书籍」看待，反而较类似于摘录、杂录或文集。

若是如此，则任何先秦哲学原典不太可能皆出自某「大师」亲自所言或所作，而且我们亦不能预先假设此诸原典具有任何统一、融贯的哲学主张。相反的，此诸先秦原典甚可能系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由不同作者经年累月所发展而成。在这种情况之下，设若诠释者预先假定先秦原典具有统一的哲学观点，并以重建此统一的哲学观点作为诠释的目标，则显然可能导出不完整、不融贯甚或过于简化之诠释。因此，为了充分掌握先秦诸子原典的丰富内涵，我们即必须将之视为收录许多短文之杂文集。由于此诸短文甚可能表达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主张，因此我们有必要尽量厘清此诸短文之写作年代及其理论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我们亦不能排除某些原典（如《论语》和《墨子》、《孟子》和《荀子》等）同时、并行写作之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不同学派在辩论后将其结论加注于原典中之可能。如此之研究进路，应能对中国古典文献之形成历史、此诸文献在先秦士人与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古代中国思想的演变，勾勒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图像。

对此研究进路，Warring States Working Group（「战国经典研究小组」，英文简称 “WSWG”）此一研究计划即为一显著之实例，且亦已吸引许多学者于过去几年内相继投入。[28] 此计划系白牧之(B. Brooks)及白妙子(T. Brooks)夫妇所创立。在该计划中，白氏夫妇首先为所有先秦原典成书年代定出初步的假设，然后藉由不断批判、修正及扩充，以便为所有先秦原典定出一完整、详尽之年表。此计划深受清代学者崔述之研究所启发；在该计划中，白氏夫妇尝试重建经典中各组成部份间之年代关系，并主张大部分的先秦原典是历经多年代、集多人之笔，如此的累积文献之形成过程，才能适当地说明原典的结构与内容。白氏夫妇还认为如《论语》、《墨子》等原典中，部分内容极可能是和其它原典间对话之产物。[29] 虽然在白氏夫妇的理论中，有些部分颇有臆测之嫌，甚或缺乏足以服人之左证，然而其理论实尚处于发展阶段，且其誓为先秦原典之形成历史提出一完整图像之努力，其本身已足以令人钦佩。事实上，在对于古代中国文献与思想诠释之研究上，WSWG 计划实深具革命性的影响。

普遍人权与「亚洲价值观」之争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晚近学者们所争论不休之「亚洲价值观」及起源于欧洲启蒙时代的人权观是否适用于其它文化之问题，亦激起了许多学者们去讨论另一个相关课题，即中国传统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在甚么样的程度上和自由民主制度及自由主义的「个人」概念互相一致？此研究很重要的面向是：不同时代的中国文人，究竟如何诠释中国经典传统，以便建构出其特定的政治理念？对此，狄百瑞(W. De Bary)曾出版许多专书讨论。在其最近所出版的书中，狄百瑞主张：在「人」此一概念上，儒家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即使如此，儒家思想仍与「普遍人权」概念相容，甚或可补其不足之处。[30] 另外，狄百瑞与杜维明合编的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论文集，即以儒家思想与人权问题为讨论主题（此两位学者目前正合编另一相关的新论文集）。[31] 除此之外，关于中国思想中对「人」此一概念之讨论，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一论文集亦甚具参考价值。[32]

此外，穆伦(A. Wood)曾撰写有关经典诠释传统与「权利」概念的专书。在该书中，穆伦主张：程颐与胡安国等宋朝思想家，曾藉由其对《春秋》经的注疏，而主张某种道德宇宙论；依该理论，宇宙本身即遵循某种普遍的道德规律，而此种规律即能对君主的权威有所限制。穆伦认为，此道德规律与西方之「自然律」概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自然律即恰为普遍人权论之基础。[33] 最后，安靖如(S. Angle)亦将出书讨论刘师培与梁启超等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将其对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与如「权利」等西方概念加以融合，以便建构出新的道德与政治思想体系。[34]

二、文献回顾

先秦时代

目前对于先秦时代经典形成历史与地位之研究，最著名者即前所述 M. Lewis 所出版之新书。[35] 近几年所出版之思想史总论，主要有史华兹(B. Schwartz)、葛瑞汉(Graham)及陈汉生(C. Hansen)所撰之书籍。[36] 史华兹所撰之书尚有一专章讨论五经之形成与诠释传统，然而此书对先秦思想之诠释，实稍嫌保守且缺乏创见。至于葛瑞汉所著的总论，讨论的范围则最广，而且相较于其它两本书籍，此书尚包含较多英译之原典段落。然而葛瑞汉此书最为学者所批评之处，系其将「理性与反理性之对比」做为全书综合之主题，而此主题却无法确实反映出先秦哲学的重点。相较之下，陈汉生之解说最富于创见及哲学价值，然而此书却也出现些特立独行的术语及主张，且在某些地方讨论的范围亦稍嫌狭隘。

夏含夷(E. Shaughnessy)亦着有关于古代文献之论文集，其中收录有以《周易》与《诗经》为题之专文。[37] 在关于《论语》的考证研究方面，除了稍早所述之白氏夫妇(Brooks)的研究外，尚有 J. Makeham 所著之两篇重要论文及华利(Waley)之相关讨论值得参考。[38] Van Norden 编纂中之关于《论语》的文献考证与诠释问题之论文集，亦即将出版。[39]

此外，在刘殿爵所著之《论语》英译本中，亦收录有关于《论语》文献考证理论之详细讨论。刘氏所著之《老子》与《孟子》英译本中，亦对此诸经典之文献考证问题，提供了甚具参考价值之讨论。[40]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R. Eno 关于儒家原典考证问题之研究，其研究范围包括《论语》、《孟子》及《荀子》等原典。[41]

目前在英美学界中，却甚少出现专门讨论《墨子》之专著，而且此时实又亟待新的《墨子》英译本及详细之研究书籍问世。[42] 关于《墨子》文献考证研究之概述，可参考 S. Lowe 之大作。[43] 目前关于墨家哲学最深入的讨论，可推陈汉生(C. Hansen)所著 Daoist Theory 一书中的第四章。在葛瑞汉(Graham)于 Disputers 一书关于墨家思想的讨论中，葛瑞汉尝试将墨家区分出三种不同派别，并依循俞樾之主张，认为《墨子》十论之「上、中、下」三篇，系各代表了此三种不同派别之主张。然而，有些晚近之考证研究却也驳斥了此理论。[44]

信广来在其所著之探讨《孟子》的大作中，提出了许多对《孟子》本文详尽之诠释，并对许多《孟子》的注疏做了详细的讨论与评价。[45] 信广来目前正着手准备出版一本研究《孟子》的诠释与注疏传统之专书。倪微逊(D. Nivison)的论文集则提供了许多《孟子》章节之详细分析，而陈汉生(Hansen)则对《孟子》一书提出了一种甚具创意之解释与评论。[46]

至于《荀子》之相关文献考证研究，则以 J. Knoblock 之著作为要。[47] 其它相关之重要研究，尚有柯雄文(A. Cua)及陈汉生之哲学诠释与 E. Machle 之宗教诠释。[48] 此外，亦有许多学者曾以《荀子》思想为题发表文章，如 L. Yearley、Van Norden 及顾史考(S. Cook)等人之著作即是。[49]

关于道家思想的总论，则可举顾理雅(H. G. Creel)及 I. Robinet 之著作为例。Robinet 之著作是先秦至元代的道教思想史总论，其讨论范围亦包括文献诠释传统。N. Girardot 则提出以「混沌」为基本主题之对于早期道家思想的宗教诠释。此外，H. Welch 与 A. Seidel 亦合编有一本研究道教思想之论文集。[50] 至于《道德经》的英译本与研究专著，则可举晚近 V. Mair 及 M. LaFargue 之著作为例，[51] 而且，R. Henricks 与刘殿爵亦皆出版了马王堆《德道经》之英译本。[52] 除此之外，最近坊间则出现了两本以《老子》诠释传统为题、甚有参考价值之新论文集。[53]

至于以《庄子》为研究主题者，则非葛瑞汉(Graham)之考证研究及陈汉生(Hansen)之哲学研究莫属。[54] 此外，每年亦有许多学者以《庄子》思想为题发表新的哲学专文。[55] 除此之外，V. Mair 曾编有关于《庄子》考证与诠释问题之论文集，此编者亦曾出版《庄子》之英译本。[56]

在《管子》之研究上，最主要之英文专书首推 A. Rickett 所著之详尽英译本及考证研究。[57] 另外，亦有 H. Roth 最近出版的探讨《管子》心术、内业等篇中道家思想之专书。[58] 至于《易经》之研究，K. Smith 曾以《左传》为本，撰文描述先秦对于《易经》之诠释方法。[59] E. Shaughnessy 曾出版马王堆《易经》之英译本。[60] 关于《易经》之其它重要研究，尚有 I. Shchutskii 及卫理贤(R. Wilhelm)、卫德明(H. Wilhelm)父子之研究。[61] 关于《诗经》之考证理论，J. Allen 所著之概述颇具参考价值。[62] 近年来，J. Riegel 与杨牧(C. Wang)亦曾出版以早期《诗经》注疏为题之研究。[63] M. Nylan 亦曾着有关于《商书》洪范篇的诠释之专书。[64]

对于《墨辩》之研究，葛瑞汉(Graham)所著之 Later Mohist Logic 实为学者不可或缺之重要书籍。对此，曾有学者称此书为影响中国思想研究最为深远之英文书籍，由此可见其重要性。[65] 关于其它先秦原典——如法家与阴阳家——之讨论，葛瑞汉所著之 Disputers of the Tao 堪称为最具实用价值之英文参考书。除此之外，对于法家思想较为重要之研究，尚有史华兹(B. Schwartz)与陈汉生(C. Hansen)所著之总论。[66] 至于研究法家思想之专书，则为数较少。对此，可以 H. Creel 所著关于申不害的研究、王晓波与张纯所合着之关于韩非子之研究，以及 R. Peerenboom 之探讨古代中国法律与道德思想专论为要。[67] 目前英美学界实亟待新的《韩非子》英译本与研究专书问世。据闻 C. Harbsmeier 目前正着手准备出版如此之专书。

秦汉时代

有关秦汉时代的研究，近年来在数量上亦已有所进步。在长年不受重视之情况下，如今终于有一《吕氏春秋》之英译本及详尽之研究专书问世，亦即 J. Knoblock 及 J. Riegel 于今年即将出版之新作。[68] J. Petersen 亦出版论文以对秦代焚书事件作一重新考察。[69] M. Kern 与 R. Eno 亦皆正着手准备出版专文，以讨论士人与经学在秦代所扮演的角色。[70] 卜德(D. Bodde)早期所著之研究李斯的专书，至今亦深具参考价值。[71]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们目前似乎已获致新的共识，即传统观念所认为只有武功而无文治之秦代，其压制文人与一切经学与哲学之结论，其实是错误的。晚近许多学者指出：秦代当政者曾对传统之礼学与经学提供了强而有力之支持，且亦援引此诸学问以强化其统治权威的正当性。凡此种种，皆对「儒家经典」的形成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众所皆知的「焚书坑儒」事件，事实上极可能只是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其中一个面相而已──秦代当政者极可能一方面监视、压制「异端」士人及其文献，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支持官方所认可之「正统」学术活动。

由马王堆汉墓中所出土的「黄老」帛书，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关于此诸文献之研究，可举杜维明早期之文章、K .Turner 与 R. Peerenboom 之法学研究、M. Csikszentmihaly 关于黄老思想的博士论文，以及 R. Yates 晚近所作之马王堆黄老五经英译本为例。[72]

D. Keegan 以《黄帝内经》为题的博士论文，则详尽考察了中国古代文献编辑与传受之过程。该论文曾被评为所有古代文献考证与校释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73]

至于《淮南子》的研究，晚近几年至少有四本重要专书。安乐哲(R. Ames)所著者，系以〈主术训〉为题之专书。C. Le Blanc 研究的主题，是透过〈览冥训〉来诠释《淮南子》的整体哲学观点，而 J. Major 则系以《淮南子》第三至五篇中之天地概念为讨论焦点。此外，刘殿爵与安乐哲最近出版的〈原道训〉英译本中，亦有详细之注疏可供参考。[74]

关于董仲舒之研究，晚近则有 S. Queen 与 G. Arbuckle 的两本专论。[75] 罗维(M. Loewe)以占卜与神话为题之研究，亦对经典文献在强化汉帝国制度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上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相关之说明。[76] M. Nylan 则出版了杨雄《太玄经》之英译本及其研究。[77] 在较为早期之书籍中，J. Hightower 论述了《韩氏外传》中的《诗经》诠释。[78] 此外，近几年 S. Durrant 及 G. Hardy 亦以司马迁与《史记》为题撰文详细讨论。[79] 除此之外，学界亦有出版《史记》完整英译本之计划。[80]

至于汉代晚期思想方面，则也有些研究可供参考，包括陈启云所著关于荀悦的两本专书、J. Makeham 所著以徐干为题之书，以及 M. Pearson 及 A. Kinney 所著关于王符的研究。[81] Makeham 更在其著作中，将先秦至东汉时代对「名」、「实」概念的诠释与重新诠释过程，作了一番详细描述。

在经典诠释传统方面，晚近有趣的专书有李幼蒸所著的 The Constitution of Han-Academic Ideology。此书系以儒家经典之形成过程及汉代士人之注疏活动为讨论主题。[82]

魏晋、南北朝

相较于先秦或宋明时代的研究，关于魏晋或南北朝思想史的英文研究，在数量上实明显偏低。就经典诠释传统而论， C. Holcombe 所著之 In the Shadow of the Han，实为令人最感兴趣的历史总论。此书系以南北朝初期文人思想与生活为研究主题。[83] A. Chan 撰有王弼与河上公《老子》注疏之比较研究，[84] 而 P. Lin 及 A. Rump 都撰有王弼《老子》注疏之英译本，并附有详细的讨论。[85] R. Lynn 则亦撰有王弼《易经》及《老子》注疏之英译本。[86] 关于郭象《庄子》注疏的研究，则有 B. Arendrup、L. Knaul 及 P. Kjellberg 的著作。[87] 此外亦有 R. Henricks 所著关于嵇康思想之专书，[88] 以及 D. Daor 以《尹文子》在魏晋思想中的地位为题之较早期的博士论文。[89]

唐宋

唐代与宋代思想史之研究，是晚近进展较为快速的领域之一。除了修正早期研究之偏差外，晚近许多研究皆指出唐代与宋代思想发展之复杂、多样性。许多对于此时代思想之较早期的研究，多倾向于强调从周敦颐、张载、二程到朱熹的道学发展为一直线性的过程之传统观点。对此，陈荣捷与狄百瑞(De Bary)等学者，在向西方学者引介中国思想上，实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然而，此两位学者却也倾向于把朱熹之思想视为宋代思想——甚至整个中国思想史——发展之巅峰，且亦视此为必然之结果。相对之下，晚近重要的研究趋势，是许多研究皆纷纷对此种观点提出质疑。许多学者开始尝试勾勒出宋代思想发展较为客观、完整的图像。这些学者强调唐宋时代文人活动之多样性，并指出传统上视为平凡、不起眼的思想家，其实际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90]

早期提出此种较为客观的观点之学者为刘子健。刘氏所著的 China Turning Inward 一书，其重点在于研究所谓宋代「超越性的道德主义」，是透过何种文化、政治上的过程而取代了其它较为传统的儒学活动。[91] 最近较为重要的研究，则非包弼德(P. Bol)与田浩(H. Tillman)之著作莫属。包氏把道学之兴起，归溯至唐末儒家价值观之重新评估上，而此时儒家所关注的主要焦点，正由文化活动逐渐转移至道德哲学与教育上。相对于传统的观点，包氏认为道学的发展主要系由某种社会与政治上的转变所引发，而不是针对佛教对于传统文化挑战的一种反应。[92] 田浩则指出道学运动复杂、多样之历史发展，以阐明程朱学派与其原本的历史脉络之间的关联，并把讨论焦点延申至胡宏、张南轩、吕祖谦及陈亮等人在道学发展原本所扮演的角色上。[93] 此外，田氏早期亦着有专门研究陈亮的书籍。[94]

晚近对于唐宋思想史的其它研究，则有 C. Hartman 所著以韩愈为题之书、T. Barrett 所著以李翱为研究对象之专书，以及 J. Chen 所著讨论刘宗元之研究。[95] D. McMullen 并着有专书以论述唐代士人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而 J. Chaffee 则着有宋代科举制度史。[96]

在北宋五子方面，D. Wyatt 曾着有两本以邵雍为题的专论，而 A. Birdwhistell 也着有一本以邵雍为题之书。[97] 另外，I. Kasoff 曾着一本以张载思想为讨论对象之专书。[98] 葛瑞汉(Graham)的第一本着作，即对于二程思想的研究，且葛瑞汉后来亦曾着有一篇专文，系以比较程朱之人性论及先前思想家人性论之异同为讨论主题。[99]

在阐述朱熹思想上，陈荣捷倾向于支持朱熹思想之正统。在陈氏对此之相关著作中，Chu Hsi: Life and Thought 与 Chu Hsi: New Studies 可谓较具参考价值的两本专书。[100] 陈氏亦曾编有专门研究朱熹思想的论文集。此论文集收录有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要文章。[101] 另外，在经典诠释传统的研究资料上，陈氏所著之陈淳《北溪字义》英译本，则深具贡献。[102]

在主张儒家思想集大成于朱熹之学者中，狄百瑞(De Bary)可谓另一代表人物。狄百瑞除着有许多关于儒家思想的书籍外，[103] 尚编有许多关于宋代、明代与清代思想的论文集，研究者实不可不备。此诸论文集收录有许多重要学者的文章。在此诸论文集中，最近出版者为 Neo-Confucian Education，[104] 此论文集是以朱熹在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为讨论主题；其主旨在于主张：朱子哲学是一深富自由主义色彩之进步学说，且二十世纪亚洲国家快速之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部分来自于朱子哲学的影响。狄百瑞所编的其它重要论文集，尚有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与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105]

D. Gardner 撰有大量以朱熹对经典的诠释为题之论述，且亦撰有《朱子语类》英译选读。[106] 另外，Gardner 也撰有一篇文章，讨论如何从经典诠释的角度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107]

在哲学专书中，孟旦(D. Munro)所著之 Images of Human Nature 一书，实为对朱熹思想分析最为透彻之重要研究著作之一。该书不仅指出朱熹之伦理学与人性理论是如何透过某种释义意象而得以建构，亦探讨了朱熹思想中充满张力及复杂的面向。[108]

R. Egan 则撰有一精彩之苏轼传，对苏轼思想及其思想脉络提供了详细的描述。[109] 另外，亦有 S. Huang 早期以陆象山为题之专书。[110]

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学者所著的总论相当值得参考。其中最近出版的是刘述先所著之 Understanding Confucian Philosophy 一书，即以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思想为讨论主题。该书有一专章，是以儒家学说在汉代之变相方式为讨论主题，亦有一章讨论宋代思想中关于「正统」思想之界定问题。相较之下，张君劢所著之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 则年代较为久远，然而此书仍对不同宋代思想家的学说提供了详尽的描述，故仍极有参考价值。墨子刻(T. Metzger)所著的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则提供了对道学思想极值得参考之介绍。成中英所著之新书的第二部分，则系对主要道学人物思想之哲学探讨。[111]

此外，亦有四位学者合着的一书，实令人感兴趣。此书研究的焦点，系探讨苏轼、邵雍、程颐及朱熹四位宋代思想家，如何以不同方式诠释《易经》，并以此诸诠释作为其道德与政治哲学之基础。[112] 此书尚有一独立专章讨论宋代之前对《易经》的诠释。

莱特(A. Wright)等人自五十至七十年代所编之五本论文集，对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宋代到清代思想——之许多面相而言，至今仍相当具参考价值。此诸论文集收录有许多重要学者早期的论文，对此读者不应忽略。[113]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所出版的一本以金朝思想史与文化史为题的论文集，以及较早期所出版的一本以元朝思想史为题的论文集，读者亦不应忽略。[114]

明代

在明代思想方面，J. Dardess 曾出版一以明初精英份子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为题之专书。[115] 稍早曾提及之狄百瑞(De Bary)曾编的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及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 两本论文集，皆收录许多以明清思想为题的论文。此外，狄百瑞亦编有一专门讨论明代思想的论文集，然属较早期之作。[116]

I. Bloom 最近曾出版罗钦顺所著《困知记》之英译本及其相关研究。[117] 在王阳明研究方面，亦有许多较早期之作可供参考，如张君劢早期之相关研究、柯雄文(A. Cua)所著之重要哲学专论，以及陈荣捷所著《传习录》之英译本。[118] 倪微逊(Nivison)最近所出版的论文集，则收录了两篇以王阳明思想为题的文章，而 P. J. Ivanhoe 则撰有王阳明与孟子之比较研究。[119]

钱新祖曾撰有一以焦竑于明末儒学重建过程所扮角色为题之专书，[120] 而 J. Handlin 所著之专书则以吕坤为焦点来探讨明末儒家思想之精神转变。[121] 最后，魏伟森(T. Wilson)所著之 Genealogy of the Way，则详细考察了宋至清代不同学派之儒者，如何利用传统以编构出充满意识型态色彩之「道统」系谱，以证明自家之言方为儒学之「道统」。该书作者认为：直至明代，朝廷方才正式认可儒学之发展上存在着所谓「道统」之说。[122]

清代

对清代思想史之研究，系另一晚近呈突飞猛进之势的领域。近来在此领域中有愈来愈多卓越的研究陆续问世，尤其是在社会史之研究上，更是如此。

对此，艾尔曼(B. Elman)曾撰有两本相关之详细研究。其中，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一书系考察清代考证学兴起之专书，[123] 而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一书则将「今文学派」此概念之根源追溯至明末清初此过渡时期，并透过对今、古文两派争论之考察，以探讨经典诠释在提供正统政治观点之基础上所扮演之角色。[124]

艾尔曼所强调的其中一个重点，是家系与宗族组织在支持不同经学学派 （如常州之今文学派等）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而透过对此种学派之支持，士绅阶级即能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周启荣最近所撰之书亦支持此种结论。[125] 周氏主张满族统治所导致之政治危机与认同危机，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回归到经学与礼学之学习上（尤其是宗族或家系之礼之学习），以便寻觅出更为纯粹之儒学的根源，以促进道德修养、文化认同以及社会与政治组织之建设。

黄进兴最近所撰之作，系透过对曾任朝廷要官之陆王学派思想家李绂生平与思想之仔细考察，以研究清代知识分子与当权者间的关系。[126]

此外，刘广京所编的论文集，亦以中华帝国晚期充满教义色彩之传统为讨论主题。[127] 相关之研究尚有早期余英时所编的论文集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论文集的第一册是收录中文论文，第二册则收录许多英文论文。[128]

在对个别思想家之研究上，狄百瑞曾撰有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之英译本及其相关研究。[129] 此外，亦有专门研究方以智及王夫之的专书。[130] A. Birdwhistell 最近曾撰有以李颙为题之专书，该书是以李颙如何在特定社会与历史环境下，利用传统儒家哲学体系为讨论主题。[131]

至于戴震之相关研究，除了前述种种论文集中的专文之外，亦有许多关于戴震之专书。戴震所著之《孟子字义疏证》共有三本不同的英译本及相关研究。[132] 成中英曾撰有戴震所著之《原善》英译本及其相关研究，[133] 而余英时亦有以戴震为题之专文。[134] 此外，余氏及倪微逊(D. Nivison)亦皆曾以戴震与章学诚间之关系为题撰有文章讨论。[135] 倪微逊早期亦曾撰有章学诚之研究专书，且其论文集中亦收录有一篇专文简述章氏的思想。[136] 除此之外，尚有 P. Demieville 早期所撰之一篇关于章氏的专文可供参考。[137]

现代

在近代思想史之研究上，勒文森(J. Levenson)所著之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是一集重要性及争议性于一身之书。[138] 在康有为之研究上，最著名者，是萧公权所著之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一书。[139] 许多学者亦皆曾以梁启超与早期二十世纪思想史为题撰有专文，其中许多专文更已有中译本问世。[140]

张灏所著之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一书，系以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及刘师培四位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期之生活与思想为题之专论。[141] 墨子刻(T. Metzger)所著之 Escape from Predicament，至今仍为论述中国政治文化历史不可多得之作，而且在将如殷海光、牟宗三、唐君毅及毛泽东等近代知识分子列入宋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之尝试上，该书亦堪称成功之作。

最后，L. Jensen 最近所著的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一书，是以「儒」此概念与儒家传统在不同时代意涵之演变为讨论焦点。[142] 该书第一部分系以早期来华的耶稣会神父如何诠释儒家传统为主题，第二部分则探讨章炳麟与胡适如何诠释儒家传统，以便为自己心中之社会政治理想提供基础。[143]

结语

总之，对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与中国思想史而言，英美学界近十多年最显著的研究趋势，为在其数量方面与范围方面突飞猛进的现象。此外，许多这些新的研究，采用了比之前更严谨、具批判精神之研究途径，以勾勒出更完整、详细且融贯的思想史图像。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介绍大量英美学界对于中国思想传统之研究，以供中文学术界参考。由于所强调的是参考数据之完整性，所以无法对具体的研究趋势作较深入的分析与批评，于是本文之讨论难免趋于简化。尽管如此，仍希望能帮助国内学者对中国思想史之相关英文研究有进一步的认识。

相较于希腊思想史般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英美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之研究仍处于成长期。虽然近几十年来已有些微之成就，然而在很多方面——如古代哲人思想内容、不同学派间的关系、不同年代思想脉络所预设的基本信念等等课题——仍需要更深入、更完整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