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東洋思想 東京大学出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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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5日火曜日
2013年6月24日月曜日
新生活运动纲要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在南昌發表——
〔要旨〕
甲、新生活運動之主旨
新生活運動乃全體國民之生活革命，以「禮、義、廉、恥」為基準。
乙、新生活運動之認識
一、生活為「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之總表現，為人生一切活動之總稱，補偏救弊，一變舊生活之趨向，謂之「新」生活。
二、新生活運動為轉移風氣 之工作。
丙、新生活運動之目的
以勁疾之風，掃除社會惡習，以薰和之風，培養社會生機與正氣。
丁、新生活運動之內容
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
戊、新生活運動之方法
先教導，後檢閱。
己、結論
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
甲 新生活運動之主旨
〔第155頁〕
〔本文〕
新生活運動者，我全體國民之生活革命也，以最簡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滌除我國民不合時代不適環境之習性，使趨向於適合時代與環境之生活；質言之，即求國民之生活合理化，而以中華民族固有之德性——「禮義廉恥」為基準也。
我中華民族本為「重禮義」、「明廉恥」之民族，而「禮義廉恥」之於今日之建國，則尤為迫切而不可須臾緩也。
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則，本極高尚；時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狀態，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
我中華民國有三千五百萬方里之土地，其食衣住行之資源，本極豐富；時至今日，反多爭盜竊乞之現象，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
我中華民國有四萬萬之人民，其食衣住行之組織，本極鞏固；時至今日，反呈亂邪昏懦之現狀，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
今欲以優美之藝術，易其粗野卑陋之習尚，以固有之品性，化其爭盜竊乞之行為，固有待於「禮義廉恥」之復張；然在此亂邪昏懦狀態之下，社會秩序紛亂，邪說橫行，人多沈迷陷溺，莫知所從，故施政施教，都如搏沙捕風，未易見效；振衣者，必挈其領，提綱者，必挈其綱，若欲改善今日國民之生活，自糾正其亂邪昏懦，陷溺沈迷之風始，此新生活運動之所以為今日立國救民唯一之要道也。
〔第156頁〕
乙、新生活運動之認識
一 何為「生活」
孫總理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是民生雖分為四個方面，而生活實為其他三者之總表現；蓋生存重保障，生計重發展，生命重繁衍，而凡為達成保障、發展、與繁衍之種種行為，便是生活。換言之，生活即是人生一切活動之總稱。
二 何為「新」生活
為欲繁衍生命，保障生存，發展生計而表現之一切行為，因時代與環境之遞嬗變遷，而呈現不同之形式，演化不同之方法；時不可留，環境亦隨之而異，惟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始得暢遂其生。凡民族之生活，當其蘄求適合時代與環境時，必須補偏救弊，一變其舊有生活之趨向，此即謂之「新」的生活。
三 何為新生活「運動」
人民生活之滿足，固有賴於政治之教養，和各種制度之盡善推行；但政治上各種制度之推行，與社〔第157頁〕會風俗習慣之關係，至為密切；每當舊制度崩潰，新制度代興之時，苟不知提倡與其新制度相適應之風氣，以為推行之助，則新制度每為之紆迴顛躓，末由展其效能，必須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而後其政始得為之治也。水流濕，火就燥，社會運動之效用，正所以為之濕為之燥而已；故任何國家於革故鼎新之際，恆以「轉移風氣」為先，蓋其力較政教為尤大，其用較政教為尤廣，而其需要亦較政教為尤急也。此種「轉移風氣」之工作，即所謂新生活的「運動」，此運動之進行，端賴國民人人之自覺其需要，發乎己，應乎人，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能修其身，所以立一家之風；能治其家，所以立一鄉之風；與政教相輔而行，而常在政教之先，與政教相得益彰，然不賴政教之力而始著者也。
丙 新生活運動之目的
一 為何需要「新生活」
今日吾國社會，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發現於行為者，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惡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當；本末不明，故先後倒置；於是官吏則虛偽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者則繁瑣浮華，窮者則卑污混亂；其結果遂使國家紀綱廢弛，社會秩序破壞，天災不能抗，人禍不能弭，內憂洊至，外侮頻仍，乃至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若長此不變，則雖欲苟延其鄙野的非人的生活亦不可得！故欲繁衍我群眾之生命，保障我社會〔第158頁〕之生存，發展我國民之生計，非將上述各種病態，掃除而廓清之，並易之以合理的新生活不為功。
二 為何需要「新生活運動」
欲建立人民現代之生活，造成一個新社會，自不能無需於政治，尤其是需要教育。但過去中國之教育，乃至一切政治，皆病於虛與偽，唯其虛與偽，故法令無效，技術無用，機械無能。官守相同，效率終異；技術相同，成就各殊；機械相同，功用不一。今欲求法令與技術之有效，其關鍵不在法令與技術之本身，而在使用法令技術之人；欲求機械有效，其關鍵亦不在機械之本身，而在運用機械者之精神如何？人之臧否，固關係乎政教，而社會習尚所予人之薰陶鍛鍊，其效力迅速而普及，實非任何政教制度所能比擬。關於政教制度諸問題，政府方從事於改造，自不必贅；值此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吾人若不願束手待斃者，應不坐俟其自然的推演，必以非常手段，謀社會之更新；質言之，當以勁疾之風，掃除社會上污穢之惡習；更以薰和之風，培養社會上之生機與正氣；負此重大使命者，唯新生活之運動。
丁 新生活運動之內容
一 新生活運動之規律
新生活運動，就是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第159頁〕食衣住行」四事之中，故「禮義廉恥」者，乃發民德以成民事，為待人、處事、持躬、接物之中心規律
；違反此規律者，無論其個人、國家、與民族，未有不為之敗亡者。
持懷疑論者，約有二端：
其一、謂「禮義廉恥」不過是一種美善的行為，但恐智識技能不若人，則德行雖美善，亦不足救國，此說殆未諳本末先後之義。人因求行為之完善，而後有智識技能之需要；否則，智識技能不過為濟奸作惡之具。「禮義廉恥」者，乃為社會為團體為國家惟一之規律，反乎「禮義廉恥」之行為，其智識技能適足以損人，結果亦不能有利於己，敗群害國而已；故「禮義廉恥」不獨可以救國，且所以立國。
其二、謂「禮義廉恥」不過是一種節文，凍餒不給，節文何用。推此說者之意向，乃由於管子「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二語之誤解而來；殊不知「禮義廉恥」為人之本，未能為人，何有衣食？蓋管子此言，僅示一方，綜其治平之要，仍以四維為先。蓋有「禮義廉恥」之社會，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倉廩不實，可以人力實之。無「禮義廉恥」之社會，衣食不足，爭之盜之仍不得足；倉廩不實。為竊為乞仍不得實；「禮義廉恥」之行為，乃糾正爭盜竊乞之行為，所謂以正當方法求其足，求其實耳；故反乎「禮義廉恥」之行為者，衣食不足，倉廩不實，終不得實；即使已足已實，而以爭盜竊乞行為施於人與人之間，衣食雖足亦不能用，倉廩雖實亦不能享矣！世界最富足之都市，往往盜匪亦最多，此其明證；而今日一般「漢奸」「奴才」「國賊」「共匪」與乎「貪官污吏」等等，察其作惡之由，豈皆為饑寒所驅使？祇忘其固有「禮義廉恥」之本心耳。「禮義廉恥」之重要如此，故必須以「〔第160頁〕禮義廉恥」為生活之規律。
二 「禮義廉恥」之解釋
「禮義廉恥」，古今立國之常經，然依時間與空間之不同，自各成其新義；吾人應用於今日待人、處事、接物、持躬之間，得為簡要之解釋如下：
「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禮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謂之定律；理之在社會中者，謂之規律；理之在國家者，謂之紀律；人之行為，能以此三律為準繩，謂之守規矩，凡守規矩之行為的表現，謂之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者，宜也：宜即人之正當行為，依乎禮——即合於自然定律，社會規律，與國家紀律者，謂之正當行為；行而不正當，或知其正當而不行，皆不得謂之義。
廉者，明也：能辨別是非之謂也，合乎禮義為是，反乎禮義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謂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者，知也：即知有羞惡之心也，己之行為，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羞；人之行為〔第161頁〕，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惡；惟羞惡之念，恆有過與不及之弊，故覺悟要在切實，有切
實之羞，必力圖上進；有切實之惡，必力行湔雪；此之謂切切實實的覺悟。
禮義廉恥之解釋，既如上述，可知恥是行為之動機，廉是行為之嚮導，義是行為之履踐，禮是行為之表現；四者相連貫，發於恥，明於廉，行於義，而形之於禮，相需相成，缺一不可；否則，禮無義則奸，禮無廉則侈，禮無恥則諂，此奸、侈、諂，皆似禮而非禮者也。
義無禮則犯，義無廉則濫，義無恥則妄，此犯、濫、妄，皆似義而非義者也。
廉無禮則偽，廉無義則吝，廉無恥則污，此偽、吝、污，皆似廉而非廉者也。
恥無禮則亂，恥無義則忿，恥無廉則醜，皆似有恥而無恥者也。是誠所謂「恥非所恥」，則恥蕩然矣。如果其禮為非禮之禮，義為不義之義，廉為無廉之廉，則「禮義廉恥」適足以濟其奸，犯偽亂者之私而已，可不辨乎！
三 食衣住行之解釋
食衣住行之遂行條件有二：一為物質的資料，一為精神的表現。物質的資料即食物、衣服、房屋、道路、舟、車等是也；精神的表現，即飲食、服御、居住、行走等是也。
惟「行」之一字，有廣狹二義：狹義之行，訓為行走，廣義之行，訓為行動；故以廣義言之，「食衣住行」之一切動作，無一不可納諸「行」之範疇，而狹義之行，祇為「行」之一端耳。
〔第162頁〕
由此吾人可知，三民主義之「食衣住行」，仍注重物質資料之解決，而「行」之一字，係從一面的名辭之解釋，觀於建國大綱中「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一段可以知矣；至現在新生活運動中之「食衣住行」之「行」字，乃兼有廣狹之義，吾之「行的哲學」意亦在此，觀於前章新生活運動內容之所述，其大意可得而知也。
四 「禮義廉恥」與食衣住行之關係
食衣住行之遂行條件，由物質與行動兩事而具備，已於前章詳言之；「行」之為訓，有廣狹之義： 廣義之行，其於「禮義廉恥」之關係，亦見於「禮義廉恥」之解釋一章，茲俱不贅；今所欲言者，為「禮義廉恥」如何直接表現於食衣住行之中。
食衣住行之遂行，可分為資料之獲得，品質之選擇，與方式之運用的三個方面，今試分別言之。
一、資料之獲得應合乎廉——廉者明也，應明其分，苟非其分，一介莫取；質言之，食衣住行之資料，須以自己勞力換得，或以正當名分取予；若爭奪依賴，固所不可，即施讓贈與，亦所不屑。先儒所謂「失節事大，餓死事小」，即此意也。
二、品質之選擇應合乎義——義者宜也，須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與因位制宜。何謂因人制宜？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宜於飽暖舒閒，而少年僅以不饑不寒為足，宜於刻苦鍛鍊也；何謂〔第163頁〕因時制宜？四季寒暖不同，飲食起居宜順時調節，以與氣候相適應也；何謂因地制宜？南北土壤氣候不齊，近山濱水，生活習慣亦異，宜依地為良，以與環境相適應也；何謂因位制宜？或臨萬民以執法，或帥三軍以禦敵，必有一定體制，始足以見威儀自蕆所事，要在不卑不亢，毋泰毋嗇，因其地位之上下以制宜也。
三、方式之運用應合乎禮——禮者理也，（一）須合乎自然的定律，（二）須合乎社會的規律，（三）須合乎國家的紀律，其具體事項，列舉於「新生活須知」，茲不具論。
「禮義廉恥」之互相連貫，前已言之；食衣住行之必合乎禮義廉恥，其間亦互相連貫，固無待言。無論其為資料之獲得，品質之選擇，方式之運用，皆有密切之關係；如三者有一失禮、亡義，與不廉之事，即成為生活污點，皆當引以為恥也。
戊 新生活運動之方法
一 運動之責任
一、全部運動，由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主持之，各省市縣如有發起同樣運動者，乃可設會，但縣會應受其省市會之指導，而免分歧。
二、省市縣會應由省市縣中最高行政長官主持之，以省黨部，民政廳（或社會局），教育廳（或教育〔第164頁〕局）公安局及軍事機關各派高級人員一名，社會各公法團亦公派負責人員若干人共同組織之，以資劃一。
三、鄉村農人由區保甲長，工人由廠長或工會負責人，商人由各業公會負責人，學生由校長教職員，軍隊由政訓處長與主管長官或軍隊黨部負責人員，公務員由各該機關主管官，家庭婦女由婦女協會，負責提倡，仍須由當地促進會派人指導之。
二 運動之工作
分調查、設計、推行三項。
三 運動之費用
一切費用應極力節省，由發起人與主持之人或當地政府籌給，但不得向外募捐。
四 運動之事項
由南昌促進會決定分發，先從規矩與清潔兩種運動開始進行。
五 運動之程序
〔第165頁〕
一、由自己作起，再求之他人。
二、由公務人員作起，再推之民眾。
三、由簡要之事作起，再及其次。
四、由不費錢不費時不費力之事作起，再行其餘。
五、由機關團體，及公共場所，如學校、公署、車站、碼頭、戲館、公園、會場……等作起，再求之於全體之社會。
六 運動之方式
一、先以教導，後以檢閱——教導是以身教、口教，再以圖畫、文字、戲劇、電影為教；檢閱是由促進會派人查考或由其本處每年分季比賽，評定甲乙以獎勉之。
二、除原有隸屬之關係（如長官之於部下，父兄之於子弟，教員之於學生等）外，不得干涉；一般普通朋友性質者，祇可勸導而已。
七 運動之時間
一切運動，只可在公餘及休假等閒暇之時間行之，不可耽誤本業。
〔第166頁〕
己 結 論
要之，新生活運動者，即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如何能使國民之生活合理？曰必提倡以「禮義廉恥」為日常生活之規律。
一、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為，求國民生活之藝術化。藝術者，非少數有產階級之裝飾，乃無男女老幼貧富階級之分，實為我全體民眾生活之準繩，所謂人的生活，與非人的生活之分野，即在於此；凡人欲盡其所以為人之道，舍此莫由，故必以藝術「持躬待人」者，始能盡互助之天職。中國古代「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現今反為東西列強建國主要之藝術，殊不知此即我中華民族持躬待人，修齊治平最優美之固有的藝術，現在社會之所以猜忌、嫉妒、怨恨、傾軋者，皆遺忘此藝術陶養而生之病態也；必以藝術「治事接物」，始能收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而其要旨莫過於格物致知，明辨本末，器求創造，術尚精微，能如是則粗野錯亂，簡陋卑劣諸弊自除。
二、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爭盜竊乞之行為，求國民之生活生產化。中國之貧，由於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凡不生而食者，其食之所資，不出於劫奪，必出於倚賴，而皆由於不知「禮義廉恥」為之也。故必須使生活生產化，而後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昔者齊楚之所以霸，今者意德之所以強，胥賴是耳。故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其道莫要於此。
三、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亂邪昏懦之行為，求國民之生活軍事化。國不能戰，無以為國，廣土〔第167頁〕眾民，徒資寇盜；救國之弱，惟有尚武！方今赤匪充斥，內亂未已，版土日蹙，外侮頻仍，帝國主義者與漢奸赤匪，內外勾結，皆挾其全力，以壓迫我民族，破壞我國家。吾人欲救此危機，完成其安內攘外之目的，亦非準備全國國民之軍事化，不足以圖存；而軍事化之前提，即在養成國民生活之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之習性，以求其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組織、盡責任、尚紀律，而隨時能為國家與民族同仇敵愾，捐軀犧牲，盡忠報國也。
綜合上述諸義。約而言之，國民生活如何始得高尚？曰生活藝術化；國民生活如何始得富足？曰生活生產化；國民生活如何始得鞏固？曰生活軍事化；三者實現，是謂生活合理化。合理化所賴以實現之規律，曰「禮義廉恥」；「禮義廉恥」所賴以實現之事項，曰「食衣住行」；使我全體國民以「禮義廉恥」為規律，實現之於「食衣住行」之中，則生活之內容充足，條件具備，是謂生活革命之完成，而我中華民族復興之基礎，亦即奠定於此。
附 新生活須知
第一 新生活之準則
生活須知，禮義廉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共同一致。食衣住行，依此為據；既適衛生，又合規矩。民族復興，但看此舉！
〔第168頁〕
第二 新生活與禮
何者為禮，敬恭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將事；和氣肅容，善與人處；孝親敬長，克敦倫紀。
第三 新生活與義
何者為義，一心濟世。厚人薄己，不爭權利；急公忘私，弗辭勞瘁；扶善除惡，以彰公理。
第四 新生活與廉
何者為廉，既明且潔。嚴慎取予，操守有節；辨別是非，力排謬說；崇尚節約，以惜物力。
第五 新生活與恥
何者為恥，心存羞惡。不屑卑污，尊重自處；不甘暴棄，力求進步；不圖苟存，寧死禦侮。
第六 新生活中之食
飲食養生，人之大欲；食貴定時，莫恣口腹。飲具須淨，食物須潔；要用土產，利勿外溢。遇酒毋酗，食量有節；飲嚼無聲，座必正席；飯屑骨刺，毋使狼藉。宴客聚餐，相讓舉筷。注意微菌，生冷宜〔第169頁〕戒。鴉片屏絕，紙煙勿吃。恥養於人，自食其力。
第七 新生活中之衣
衣服章身，禮貌所寄；莫趨時髦，樸素勿恥。式要簡便，料選國貨；注意經用，主婦自做。洗滌宜勤，縫補殘破；拔上鞋跟，扣齊鈕顆；穿戴莫歪，體勿赤裸。集會入室，冠帽即脫。被褥常晒，行李輕單。解衣贈友，應恤貧寒。
第八 新生活中之住
住居有室，創業成家；天倫樂聚，敦睦毋譁。黎明即起，漱口刷牙；剪甲理髮，沐浴勤加。建築取材，必擇國產；牆壁勿污，傢具從簡；窗牖多開，氣通光滿；愛惜分陰，習勞勿懶。當心火燭，謹慎門戶；莫積垃圾，莫留塵土。廚房廁所，尤須淨掃；捕鼠滅蠅，通溝清道。和洽鄰里，同謀公益；互救災難，種痘防疫。國有紀念，家揚國旗；敬旗敬國，升降循規。
第九 新生活中之行
行是走動，行亦作為；舉止穩重，步武整齊。乘車搭船，上落莫擠；先讓婦孺，老弱扶持。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兩目平看，端其聽視。拾物還主，相識見禮。遇喪知哀，觀火勿喜。噴嚏對人，吐痰在〔第170頁〕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公共場所，遵守紀律。就位退席，魚貫出入；莫作吵鬧，莫先搶說。聞黨國歌，肅然起立。約會守時，做事踏實；應酬戒繁，嫖賭絕跡。
第十 新生活之推行
生活革新，乃除惡習；最先?手，規矩清潔。由簡入繁，由淺入深；先公後私，推己及人。由近而遠，由小而大；逐漸感化，力行勿懈。公務人員，在校學子；以身作則，率先做起；示人模範，彼此督勉；團體家庭，次第實現。父訓其子，兄教其弟；夫婦相勸，朋友互勵。不費金錢，不耗時日；運動完成，風氣移易。奉告國人，一致努力！
薛华《黑格尔政治著作选》
薛华《黑格尔政治著作选》
译者序
P4 针对认为黑格尔是反动或复辟哲学家的论点，J 利特尔1957年《黑格尔和法国革命》一书，他写道“没有第二种哲学像黑格尔的那种哲学一样，直到其最内的动因深处，在如此程度上是革命的哲学。”
P8 伦理国家公民—道德上亦认同，合法性问题（耶鲁公开课）
P11 批判专制主义 “在这种制度中，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围着一个人转，这个人承祖宗的先意，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身，由于承认和尊崇这个人，人权便没有任何保证。”
P12 “制度，法制和法律与人们的伦理，需要和意见不再相合，精神已从其中悄然离去”。黑格尔希望的状态：制度，法制，法律与人们的伦理，需要和意见相互吻合。
P13 黑格尔要求真正认识一条简单自明的真理：既然变革是必然的，那就必须变革什么东西。他反对承认变革的必要性却在变革时死保自己占有的一切。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软弱性”，是一种恐惧心。
P16 “合法的无政府状态”
P18 黑格尔说，他的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促进理解存在的东西，因而也只是促进作平心静气的考察，促进这种考察在言论方面以及触及现实方面适当得到容纳。我们痛苦恼怒的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存在的情况不实应当存在的那样。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识到存在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那样，即不实依任性或偶然而存在，那么我们也就会认识到存在的情况就应当这样存在。”理解存在的东西，不是无批判地拥护和崇敬 现有的东西，而是要正视其不合理的方面，非应当存在的方面，但对于这种不应当存在的方面，关键是要认识造成它的内在原因条件，认识到它的必然性。
黑格尔阐明了现时代东西和过去东西的矛盾“时代进程，以及其中发展着的文明教养进程，已使过去那个时代的命运同现时代的生活互相一刀两断。那个时代的命运所安居的房屋，现在一代人的命运已经不再加以忍受，它的存在对现在一代人的利益没有好处和必要，它所发生的作用同世界精神背道而驰。如果说这些法律已经丧失了自己旧有的生命，那么现在的生命力也还不善于使自己集中于法律，每方都各走自己的路，为自己巩固阵地，于是整体便分崩离析了，国家不再存在。”
“对自然本性和现存生活矛盾的感受，是一种要超脱矛盾的需要，当现存生活已经丧失自己的力量，失去了它的全部威严，当它已成为纯粹否定的东西，矛盾便开始被超脱了。”
“如果一位智者和一个傻瓜说出了同样的话，那也不是一回事。”
P29 “旧法权和旧法制也是些洪亮悦耳的词，和有人邪恶地叫嚷剥夺一个民族具有的权利一样。然而旧法权和旧制度所表示的东西是好还是坏，不可能取决于年龄。废除人祭人葬，废除奴隶制，废除封建专制和无数丑事，也就是取消某种曾是老法权的东西。人们经常一再讲法权不可能丧失，一百年也不能使不法成为法权，但我们应当补充一句，说：即使百年不法被叫做法权百年之久，也是如此。”
P39 “现实的东西是合理的。但并非实存的一切都是现实的，恶劣的东西是种其本身就是残缺的和渺不足道的东西。自由是什么，这是需要理解的，只有这样，理论的精神才会使自己解放。精神不能作概念理解的，就是同它对立的东西，对它便是一种他物。……与这种理论的意趋相联系的，是实践的意趋，概念在今日正是这一时代的观点。人们根本不在把单纯基于权威的东西看作有效的东西，法律等等通过概念才能使自己合法。”
“有些东西只是外在的，不在为内心所承认。权利应以理性为源泉。没有任何特权再还有助于反对这一思想，一切特殊的权利都要和权利的概念相联系。人们可以说权利是人工的作品，并把神权作为最高的权利同这种人工的作品对立起来。但是在今日恰恰神权是最受谴责的东西。”
“哲学在今日与一切权威相对立”。
历史要求人们做土拨鼠的事情，挖旧制度的墙角，为新时代开拓场地。
*（原文，法哲学原理 第四卷，923页）
2013年6月23日日曜日
理念性和君子
理念型
りねんけい
Idealtypus ドイツ語
イデアルティプスの訳語。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の社会科学方法論の基本的概念として有名。もともとことばとしてはイェリネックに由来するが、ウェーバーにおいては規範的意味はまったくもたず、純粋に方法的概念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したがって、しばしば行われるように、このことばを理想型と訳するのは適当ではない。ウェーバーによれば、社会科学的認識は「経験的現実の思惟（しい）による整序」を目ざすものであるが、「現実をその文化意義と因果連関において認識する」ことを具体的な目的とする。ウェーバーは、基本的にはリッケルトの価値関係的、個性記述的という文化科学の規定から出発しながら、さらにそれを発展させ、単に個性の記述にとどまることなく、文化や社会の個性的特質を普遍的連関と歴史的な形態においてとらえようとする。そのための具体的方法論として構想されたのが理念型論であった。理念型概念は、まず特定の観点を一面的に強調して取り出し、次にこの観点から選択された個別現象を一つの統一ある思惟像に結合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得られる。したがってそれは、現実そのものの断片でも模写でもなく、そのままの形では現実のうちにみいだされることはない。このような意味でユートピア的ともいえる性格を、ウェーバーは理念的ということばで表現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ういう理念型の人為的構成物としての概念性格は、あるべき理想とか模範という意味をもたず、むしろ現代の経済学や心理学で使われるモデル概念に通じるものをもっている。
ところで、ウェーバーにとって、理念型の構成は目的でなくて手段であった。それは、個性記述の一義的表現手段となるだけでなく、客観的可能性とか適合的連関といった発想とセットになった「因果帰属」の論理に組み込まれ、比較史的方法の手段として、仮説構成に方向を与え、より普遍的認識を引き出すための「発見的価値」をもつとされる。合理化の進展に対してプロテスタンティズムの「世俗的禁欲」が促進的に、他の世界宗教の経済倫理が阻止的に働くことを比較分析した『宗教社会学論集』（1920～21）などにそのみごとな実例をみることができる。『経済と社会』（1921～22）では、これまでの具体的理念型にかわって経済行為や支配の類型などへの抽象的理念型が前景に出てくるが、理念型が、「普遍化的補助手段」として歴史と社会学を媒介する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
ところで、ウェーバーにとって、理念型の構成は目的でなくて手段であった。それは、個性記述の一義的表現手段となるだけでなく、客観的可能性とか適合的連関といった発想とセットになった「因果帰属」の論理に組み込まれ、比較史的方法の手段として、仮説構成に方向を与え、より普遍的認識を引き出すための「発見的価値」をもつとされる。合理化の進展に対してプロテスタンティズムの「世俗的禁欲」が促進的に、他の世界宗教の経済倫理が阻止的に働くことを比較分析した『宗教社会学論集』（1920～21）などにそのみごとな実例をみることができる。『経済と社会』（1921～22）では、これまでの具体的理念型にかわって経済行為や支配の類型などへの抽象的理念型が前景に出てくるが、理念型が、「普遍化的補助手段」として歴史と社会学を媒介する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
君子
くんし
中国において人間類型を示す語。最古の歌謡『詩経』にみえるこの語は種々の意味を示す。(1)身分の高い人。「君子の依（よ）る所。小人の腓（したが）う所」（馬車についていう。采薇（さいび））。(2)夫または夫となるべき男。「君子于（ここ）に役す」（君子于役（うえき））。「未（いま）だ君子を見ず」（草蟲（そうちゅう））。(3)徳の高い人。「斐（ひ）たる君子有り」（淇奥（きいく））。(1)(3)の用法では「小人」に対する。孔子も(1)(3)両義に用いる。「君子の徳は風。小人の徳は草。草これに風を上（くわ）うれば、必ず偃（ふ）す」（『論語』顔淵（がんえん）篇（へん））の場合、君子は為政者。「君子は義に喩（さと）り、小人は利に喩る」（里仁（りじん）篇）というときは有徳者の意味。そして「君子は器ならず」（為政篇）というとおり、幅広い教養人。職人でない。
[本田 濟]
[本田 濟]
2013年6月19日水曜日
《民主主義の本質》
… 戦間期西欧における西欧民主主義理論のもう一つの型は，民主主義をむしろ非政治的側面も含む共同体としての社会全体の精神原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たとえばイギリスのA.D.リンゼーは《民主主義の本質》(1929)において，〈民主主義は必ずしも同意による政治ではなく，また代議制はたんに民衆総会の範囲を拡大する手段ではなく〉，もっと積極的に〈討論と集いの意識〉を通じて人々が〈共同思考〉し，〈共同活動の原則〉を見いだすことであるとした。これは，決定そのものよりそこにいたる方法を重視するという意味では第1の型の理論と共通している。…
ダンロップ・リンゼイの分析
～ 『民主主義の本質/The Essentials of Democracy』より～
■1 17世紀のイングランドのピューリタン
民主主義の本質、すなわち近代民主主義にとって基本的な諸性格と考えるものについて論じようとするこの書物は、その叙述の方法において理論的-わけても政治理論的-であることはいうまでもありませんが、そうした理論的展開に先立って、リンゼイは近代民主主義の源流を17世紀のイギリスにおけるピュウリタニズムにもとめて、その歴史的考察を試みていることは、他にみられないこの著述の顕著な特色といえるかと思います。
（『民主主義の本質』永岡薫訳・訳者あとがきより）
方法論 － 理論的分析と歴史的考察の構造的関連
意図 － デモクラシーを歴史から分離した抽象概念ではなく、近代に固有
な歴史的理念として把握。
■2 日本の分析傾向
（リンゼイの）歴史的考察は、もっぱら17世紀ピュウリタニズムに向けられていることも、わたくしたちにとっておおくの示唆を含んでおります。なぜなら、わたくしたちの国において、近代民主主義についての歴史的考察がなされる場合、その多くは考察の対象としてフランス革命わけてもルソーの思想を取り上げ、もし17世紀のイギリスがとり上げ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としても、一般にはホッブスに端緒的に示され、のちその世紀が政治理論の理論的支柱となっ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自然主義的・個人主義的な自然権思想に考察の眼が向けられることはあっても、それとは対照的なピュウリタニズムのキリスト教的な人権および《集会》にもとづく共同社会的理念が本書におけるようにその主たる考察の対象となるということはほとんど皆無であります。（『民主主義の本質』永岡薫訳・訳者あとがきより、カッコ内管理人）
日本の近代デモクラシー分析の傾向
① フランス革命との関連 ＜ジャン・ジャック・ルソー＞
ルソーを重視して、デモクラシーを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いる。
ヒトラーが利用した
② トマス・ホッブスの思想「自然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自然権思想」
③ ピューリタニズムのキリスト教的人権と集会（congregation)に基づく
共同社会的理念の考察はしない。
ピューリタニズムと近代社会の関係の考察
a) 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の方法
近代資本主義成立史の視点から近代デモクラシーとの関係を論ずる
b) ゲオルグ・イエリネックの方法
19世紀国家学から近代的個人の人権思想の起源をピューリタニズム
に求めた （『人権宣言論』美濃部達吉訳）
c) ダンロップ・リンゼイの方法
ピューリタニズムの集会（共同社会的理念の原型）
日本での分析は皆無に等しい
■3 デモクラシー
わたくしたちの国では、（民主主義の原理を宣伝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うした超越的啓蒙が戦後繰り返しなされていることは事実のようです。しかし、この書物におけるリンゼイの意図は、もとよりそうしたところにはなく、むしろ民主主義を、基本的には近代に固有な非政治的共同社会のいわば生活様式とでもいったものとしてとらえて、その存立のための基礎的条件を地味に追及してゆこうとするところにあります。そして、その条件として最も重要にして不可欠なものは、一般によく考えられているところの《同意 consent》ではなく、なによりもまず《討論 discussion》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のです。なぜならかれにとっては、民主主義にとって大切なことは、反対の立場を認め、それぞれの見解が明白に表明され、十分に討議されること-相違の中における平等な参与-によって、共同活動の原則発見のため互いに貢献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あるからです。《同意》は民主主義の結果であっても条件ではないと考えるのがリンゼイの立場なのです。（『民主主義の本質』永岡薫訳・訳者あとがきより、カッコ内管理人）
近代に固有な非政治的共同社会の生活様式(Way of Life)に焦点をあて、
その存在のための基礎的条件の追及
（１）同意（consent)ではなく、話し合い（discussion)。
デモクラシーで重要なことは、反対の立場を認め、それぞれの見解が明白に表明され、十分に話し合いがされ、相違の中における平等な参加により、共同活動の原則が発見される。
（２）同意（consent）はデモクラシーの結果ではあっても、条件ではない。
（３）共同思考（collective thinking)
市民社会の基本
集いの意識(sense of meeting)の構築
反対意見の尊重、共同活動の原則、自発自律の精神気運
リンゼイは民主主義を、たとえばわが国でよく知られている純粋法学者ハンス・ケンゼルの考えるように、たんに社会的意思を形成する政治的形式（方法）としてではなく、むしろ、そうした意志 - 輿論ないし世論といった方がより適切なもの - の形成主体であり促進母胎でもある社会そのものの健全にして活気に充ちた自発的運動態として把握しているといえます。その上、そうした討論の行われている生き生きとした動的現実態としての社会においては、政治的無関心といった自体は現象化する余地さえないと考えられるわけですから、不条理な大衆的熱狂や社会的興奮を煽りたててみせかけの万場一致にもってゆく必要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民主主義の本質』永岡薫訳・訳者あとがきより）
注意！
ハンス・ケルゼンの説 ・・・ナチスが利用
純粋法学のウィーン学派「社会意思を形成する政治的形成・方法」
話し合いを世論形成主体、世論促進母胎である社会の健全・活気に満ちた 自発的運動実態として把握
→ デモクラシーは絶対に手続きや形式的なものではない！
（４）討論のある動的実態としての社会の規定
イ） 政治的無関心は生じにくい
ロ） 不条理は大衆熱狂や集団ヒステリーや煽動は不要
ハ） みせかけの満場一致は不必要
ニ） 日常的陶酔の否定
ホ） 市民的日常性に基礎を置く、真の討論社会の創設
参考文献"The Essentials of Democracy" 邦訳『民主主義の本質』
～ 『民主主義の本質/The Essentials of Democracy』より～
■1 17世紀のイングランドのピューリタン
民主主義の本質、すなわち近代民主主義にとって基本的な諸性格と考えるものについて論じようとするこの書物は、その叙述の方法において理論的-わけても政治理論的-であることはいうまでもありませんが、そうした理論的展開に先立って、リンゼイは近代民主主義の源流を17世紀のイギリスにおけるピュウリタニズムにもとめて、その歴史的考察を試みていることは、他にみられないこの著述の顕著な特色といえるかと思います。
（『民主主義の本質』永岡薫訳・訳者あとがきより）
方法論 － 理論的分析と歴史的考察の構造的関連
意図 － デモクラシーを歴史から分離した抽象概念ではなく、近代に固有
な歴史的理念として把握。
■2 日本の分析傾向
（リンゼイの）歴史的考察は、もっぱら17世紀ピュウリタニズムに向けられていることも、わたくしたちにとっておおくの示唆を含んでおります。なぜなら、わたくしたちの国において、近代民主主義についての歴史的考察がなされる場合、その多くは考察の対象としてフランス革命わけてもルソーの思想を取り上げ、もし17世紀のイギリスがとり上げ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としても、一般にはホッブスに端緒的に示され、のちその世紀が政治理論の理論的支柱となっ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自然主義的・個人主義的な自然権思想に考察の眼が向けられることはあっても、それとは対照的なピュウリタニズムのキリスト教的な人権および《集会》にもとづく共同社会的理念が本書におけるようにその主たる考察の対象となるということはほとんど皆無であります。（『民主主義の本質』永岡薫訳・訳者あとがきより、カッコ内管理人）
日本の近代デモクラシー分析の傾向
① フランス革命との関連 ＜ジャン・ジャック・ルソー＞
ルソーを重視して、デモクラシーを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いる。
ヒトラーが利用した
② トマス・ホッブスの思想「自然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自然権思想」
③ ピューリタニズムのキリスト教的人権と集会（congregation)に基づく
共同社会的理念の考察はしない。
ピューリタニズムと近代社会の関係の考察
a) 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の方法
近代資本主義成立史の視点から近代デモクラシーとの関係を論ずる
b) ゲオルグ・イエリネックの方法
19世紀国家学から近代的個人の人権思想の起源をピューリタニズム
に求めた （『人権宣言論』美濃部達吉訳）
c) ダンロップ・リンゼイの方法
ピューリタニズムの集会（共同社会的理念の原型）
日本での分析は皆無に等しい
■3 デモクラシー
わたくしたちの国では、（民主主義の原理を宣伝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うした超越的啓蒙が戦後繰り返しなされていることは事実のようです。しかし、この書物におけるリンゼイの意図は、もとよりそうしたところにはなく、むしろ民主主義を、基本的には近代に固有な非政治的共同社会のいわば生活様式とでもいったものとしてとらえて、その存立のための基礎的条件を地味に追及してゆこうとするところにあります。そして、その条件として最も重要にして不可欠なものは、一般によく考えられているところの《同意 consent》ではなく、なによりもまず《討論 discussion》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のです。なぜならかれにとっては、民主主義にとって大切なことは、反対の立場を認め、それぞれの見解が明白に表明され、十分に討議されること-相違の中における平等な参与-によって、共同活動の原則発見のため互いに貢献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あるからです。《同意》は民主主義の結果であっても条件ではないと考えるのがリンゼイの立場なのです。（『民主主義の本質』永岡薫訳・訳者あとがきより、カッコ内管理人）
近代に固有な非政治的共同社会の生活様式(Way of Life)に焦点をあて、
その存在のための基礎的条件の追及
（１）同意（consent)ではなく、話し合い（discussion)。
デモクラシーで重要なことは、反対の立場を認め、それぞれの見解が明白に表明され、十分に話し合いがされ、相違の中における平等な参加により、共同活動の原則が発見される。
（２）同意（consent）はデモクラシーの結果ではあっても、条件ではない。
（３）共同思考（collective thinking)
市民社会の基本
集いの意識(sense of meeting)の構築
反対意見の尊重、共同活動の原則、自発自律の精神気運
リンゼイは民主主義を、たとえばわが国でよく知られている純粋法学者ハンス・ケンゼルの考えるように、たんに社会的意思を形成する政治的形式（方法）としてではなく、むしろ、そうした意志 - 輿論ないし世論といった方がより適切なもの - の形成主体であり促進母胎でもある社会そのものの健全にして活気に充ちた自発的運動態として把握しているといえます。その上、そうした討論の行われている生き生きとした動的現実態としての社会においては、政治的無関心といった自体は現象化する余地さえないと考えられるわけですから、不条理な大衆的熱狂や社会的興奮を煽りたててみせかけの万場一致にもってゆく必要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民主主義の本質』永岡薫訳・訳者あとがきより）
注意！
ハンス・ケルゼンの説 ・・・ナチスが利用
純粋法学のウィーン学派「社会意思を形成する政治的形成・方法」
話し合いを世論形成主体、世論促進母胎である社会の健全・活気に満ちた 自発的運動実態として把握
→ デモクラシーは絶対に手続きや形式的なものではない！
（４）討論のある動的実態としての社会の規定
イ） 政治的無関心は生じにくい
ロ） 不条理は大衆熱狂や集団ヒステリーや煽動は不要
ハ） みせかけの満場一致は不必要
ニ） 日常的陶酔の否定
ホ） 市民的日常性に基礎を置く、真の討論社会の創設
参考文献"The Essentials of Democracy" 邦訳『民主主義の本質』
2013年6月16日日曜日
福沢諭吉と中江兆民
文明論之概略 明治8年（1875）
「全国人民の間に、一片の独立心あらざれば、文明も我が国の用を為さず、之を日本の文明と名づくべからざる也」 （文明論之概略. 巻之六）
「其の国の文明と云うは、其の人民相集まりて、自ら其の国を保護し、自ら其の権義と面目とを全ふするものを指して名を下すことなり」（文明論之概略. 巻之六）
「国の独立は即ち文明なり、文明に非ざれば、独立は保つ可からず」
「独立自尊」
中江兆民 『策論』明治8年（1875）
「父子相愛シ、兄弟相親しむハ、英仏我ニ賢ルカ、イヤ、賢ルコトガナシ。彼らのわれらにまさるものは、ただ技術と理論とにあるのみ、よろしく公私学校に課して技書理論のほかに、彼の邦の道学を研さんし、兼ねて儒学の教典を講習せしむべし。誠にかくのごとくなれば、英仏を凌ぎ、宇宙第一の善国と成ること日を計えて待つべし」
A 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
By Mitchell, S. A.
Mitchell. S.A. Mitchell's New School
Geography (A 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 E.H.Butler & Co.,1872
日本でも明治初期に広く用いられた米人ミッチェルの地理書。文明の発達段階に応じて、人類をSavage（野蛮）、Barbarous（未開）、Half-Civilized（半文明）、Civilized（文明）、Civilized and Enlightened（文明開化）の5段階に区分している。このうち、ヨーロッパ人種は「色白で立派な顔立ちとよく発達した体格をしている。人類の中で最も進歩した知的な人種であり、最高度の進歩と文明を達成する能力があると思われる」と書かれている。特に米、英、仏、独などの文明開化人(Civilized and Enlightened)は「安楽で贅沢な暮らしをし、国民の大部分は満足感と繁栄にみちた生活を享受している」とする。他方で、蒙古人種は「気質は忍耐強く勤勉だが、才能に限界があり進歩が遅い」と手厳しい。日本人は「半文明人」(Half-Civilized)で、「外国人を警戒し、自国の女性たちを奴隷扱いする」とある（高梨1985参照）。
福沢諭吉訳『増訂華英通語』,快堂蔵版,1860（安政7）年
「清人の子卿原著『華英通語』を福沢諭吉が訳し『増訂華英通語』として1860＜万延元＞年に出版。諭吉が咸臨丸で米国に渡り,サンフランシスコで手に入れた単語集である。原書は英単語の下に音注,右に中国語訳がある。福沢はさらにカナをふったもの。（中略）発音のところはオランダ語から脱却していないところが多いが,訳語はかなり自由訳をしてある。福沢の初期の著作である。」（高梨健吉）
橋爪貫一『世界商売往来（正,続,補遺）』,鴈金屋清吉,1871/72/73
日本に小学校が創設されたのは明治6年。『世界商売往来』は、そのとき小学校の教科書として、文部省制定の「小学校則」に指定された。教育の面からみると、『世界商売往来』は初等教育の語彙を知るうえで欠くことのできない文献であり、頭書にある英語との対訳は注目すべきものである。また、語彙の面から見ると、開化期の言語の実態,また訳語を知るという観点から興味深い資料である。（飛田良文・村山昌俊『世界商売往来用語索引』）
中村敬太郎（正直）訳『自由之理』木平謙一郎,1871（1872？）
明治初年の啓蒙的翻訳書。原書はイギリス功利主義の思想家J.S.ミルのOn Liberty(1859)で，中村正直が1871年(明治4)に翻訳し，翌年刊行された。中村の人格･学識と相まって，明治前半の青年知識人の必読書となった。本書はルソーやスペンサーの著書とともに自由民権思想の形成に最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書物の一つで，河野広中は本書を読んで〈心の革命〉を起こし，自由民権運動家になっていったという。（世界大百科事典第2版）
2013年6月12日水曜日
转载 陈君静：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逐渐改变了过去“整体研究”的学术形式，掀 起了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尽管这一学术转向尚存在诸多缺陷，但它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 时间和空间，不仅为中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并在方法论上带来了创新。
The scholar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hanged the view of the whole h istory to study local history of China since
70s and made great successes,th ough the studies show some defects.The studes
not only create a new fields o f historical study and add new contents of
research history,but also bring a bout new methods to study history.
【关 键 词】近三十年来/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Local
history of China/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中国史学界“把中国广大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历来成为风气。”①然而，2 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将研究的焦点从 过去的“整体研究”转到地方史的研究上。这些学者在中国地方史的研究中，逐渐淡化 过去中国史研究中强烈的对策性色彩，与费正清一代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 叙事传统不同，形成了与传统的“整体研究”有着很大差异的学术趋向。本文试图对这 一学术趋向作一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注释： ①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 页。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次扮演了世界性的角色，中国史研究与其它国别史和地区 史研究一样，作为其霸权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官方史”特征。 在这一领域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学术人物。由于当时 美国从事中国史研究的许多学者，或是他的学生，或是受过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使得美 国的中国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依照他的“冲击—反应”的模式来进行的。 国家范围的政治史、外交史、制度史，以及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研究，成为中国史研究 的主要形式。在这些著述中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芮玛丽(Mary
C.Wright)的《中国守旧派的最后一次反抗》(The Last Stand of Chin a’s
Conserva 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列文森的(Joseph R. Levenson)《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在当时都非常有影响。
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学者开始对中国史研究 的这种倾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过去的研究过度地关注了重大的政 治、军事和外交事件；它把中国的变化归之于西方的“冲击”，忽视了中国内部的差异 。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使中国史研究逐渐走出从前简单地将中国视为单一实体进行 “整体研究”的误区，引发了将中国史研究在空间上加以分解的“地方史”研究浪潮。
在这一浪潮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孔飞力(Philip A.Kuhn)在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 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 虽说以全国为范围，但研究的空间却是有限的。它集中考察了华南与华中地区的社会基 层组织，并且运用大批地方志的材料与回忆录来分析团练组织和地方社会的关系。①
此书出版后的五、六年间，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研究的焦点逐渐从 国家范围向下转。最先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省一级的层次上。如：楼兹(Edward J.M.
Rhoads)的《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到1913年间的广东省》(China’s Republican Revo
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凯普(Robert A.Kapp)的《四川与共和 中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1911—1938》(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 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舍登(Donald Sutton)的《地 方军阀与共和中国：云南军1905—1925年》(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 1905—1925)和周锡瑞(J.W.Esherick)的《中国的改良和 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 n in Hunan and Hubei)。
差不多在这同时，以省级以下单位为考察范围的研究也出现了。较为重要的有：贝蒂( Hilary J.Beattie)的《中国的土地与氏族：明清两代安徽省桐城县的一个研究》(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 d Ch’ing Dynasties)、包德威(David Buck)的《中国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 南的政治和发展》(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
antung,1890—1949)，以及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关于同治时期苏州和罗威廉(Wil liam T.Rowe)关于汉口社会与经济变化的研究等。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在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转向过程中，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是 一位最为重要的学术人物。施坚雅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于行政区域空间 的局限，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理论。他于1977年主编出版的《中华帝国晚 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 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该著可说是地方史研究潮流的 一种反映，所涉内容大部分是某一城市的个案研究。如：F.W.牟复礼(Fritz Mote)关于 14世纪后半期南京城的历史和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对宁波及其腹地的探讨。然 而，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则为施坚雅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与他的其它一些论著作为一个 整体，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真正突破。
在这些论著中，施坚雅运用中心地学说的原理进行了关于中国城市史以及城市为中心 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他通过对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进程的详细考察，认为“由于中 国各大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结构，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没有哪两个区域的城市体系是想象的。”②因此他在力图确定十九世纪中国城市化程 度的同时，引进了区域研究方法，并在大规模经济区域的意义上，将19世纪中国划分为 9个区域，提倡进行打破省份界限的不同区域的研究。在施坚雅看来，中国历史的结构 “是一个由网络相连接的地方史和区域史所组成的层次概念。它们的作用范围体现在人 类相互关系的空间形式之中”，历史学家在分析某些微观进程时应当把微观考察和宏观 透视结合起来，将局部地方史与大型区域史联系起来，而且“只有在一个富有意义的整 体中加以详细阐述，才能揭示出地方史学者研究成果的真正意义。”③
注释： ①详参拙作《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②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
③同上，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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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施坚雅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和地方 市场结构所做的大量、细致、别开生面的研究，使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提高了在研究经济 社会史时的空间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
受施坚雅跨行政区域研究方法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出现了跨行政区域多点 研究的新形式。如：黄宗智(P.Chung-chih
Huang)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族与乡村发展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 跨越清代史和近代史鸿沟，对长江三角洲600年间的历史进行纵向考察；杜赞奇(Prasen jit Duara)、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和黄宗智从不同的角度对华北农村的社会和 文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而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 r
Uprising)中则围绕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几个重要区域进行了集中考察。他认为，义 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但是它归根结底是一次地区性的运动，而且“一个省 份本身地区差异都很大，很难作出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概括”，因此他把“大部分精力都 投在描述山东省内各个地区的特征上面。”①同样，萧邦齐(R.Keith Schoppa)对沈定 一的研究主要也是围绕几个明显具有政治意义的场所展开讨论。他认为，历史研究“应 当对空间予以更多的关注”，作为大都市的上海、省会的杭州和乡村的萧山衙前，沈定 一在这三个活动场所其“整个身份序列的结构和含义是随着区域背景的差别而变化的。 ”②
(二)
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加强地方史研究的趋向，不仅是对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期反战 运动中的反帝与自我批判倾向作出的回应，而且也是对60年代以来美国整个史学界内部 的变化作出的回应。在这里，年鉴学派的影响尤为至深。
从60年代中后期起，年鉴学派通过学者交换等方式大举渗透到美国各大学历史系。年 鉴学派强调人类社会是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主张在总体史观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某些 特定地区的总体史，认为地区史“作为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群 体的历史，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总体的历史面貌。”③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70年代美国 史学界兴起了“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复杂性”，“重新察觉历史动力的多样性”浪潮。 ④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史化”倾向即是这一史学潮流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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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②肖邦齐著：《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249页。
③吉尔伯特莱编：《当代史学研究》，台湾明文书局1982年，第285页。
④Michael Kammen,ed.,The Pase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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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会史和文化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史家为了深入而具体地重新考察中国历史，缩小了研究单位， 开始从事地方史的“个案”研究。在地方史研究中，他们的重点又放在社会史和文化史 的研究上，从而拓宽了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三分天下的治史格局，使社会 史和文化史成为研究的双翼。
在这类研究中，魏斐德(Frederic
Jr.Wakeman)、戈德曼(Brvna Goldman)、艾尔曼(Be njamin
A.Elman)、杜赞奇等人的著述都很有代表性。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
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是一部以中英
关系为主要对象，以广东为主要地区，以1839—1861年为讨论时间界限，以中国南方社 会变迁为主体而写成的著作。戈德曼在其新著《家乡、城市和民族：上海的地区网络和 身份》(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 ghai，1853—1937)中探索了会馆与大众社区生活的紧密关系，并提出上海作为一个移 民城市建立的许多供奉移民崇拜的神祗和先贤的会馆，成为了社区的象征性中心，对市 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它如杜赞奇、斐宜理、黄宗智、周锡瑞等学者都从自 己考察的空间范围着手，对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而艾尔曼则将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他在《从理学到朴学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中试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 ，其考察的空间对象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 艾尔曼的另一部新作，则将18世纪今文经学的重新崛起与常州地区的社会史的发展结合 起来进行了考察。他在该著作中指出，明清时期的学者因为个人和地域性团体的差别， 文学或哲学宗旨不同，或师承关系的区别而被界定为家学。常州今文经学即是这种家族 学术理念的体现，它的传衍“仰赖于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宗族纽带”，因此，研究 常州的今文学派必须“探讨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过程中经学、宗族、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三 者互动的过程。”①
其次，普通民众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受新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关注地方层次的同时，研究对象也 日趋“下层化”、“大众化”，大量的“不入流”的无知沉默的民众成为史著的主角。
穆黛安(Dian H.Murray)在《华南海盗》(Pirates of
South China Coast，1790—191 0)叙述的是关于广东沿海和内河水道海盗的完整故事。斯特兰德(David Strand)从对北 京黄包车夫的生动描写出发，写出了一部既是北京都市史也是民众运动史的著作。韩起 澜(Emily
Honig)的一本关于在上海苏州人的书中(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从剖析社会群体问题入手，试图揭示生活在上海 的苏北人被歧视的原因。她的另一部著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女工》(Sisters a 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1—1949)反映的是大都市纺 织女工的生活，并通过对30年代盛行包工制度的研究，探讨了青帮在上海市政权中举足 轻重的地位。这部著作与赫沙特(Garl Hershatter)所著的反映天津码头工人的著作— —《天津的工人》(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都代表了80年代美国中国 史学界研究城市工人阶级新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研究革命史时也一反过去以个别英雄人物或党派为主题的治史 传统，主张从地方的民众运动中去理解革命。周锡瑞在叙述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湖北 的情况时，就把革命看作为乡村和城市的民众运动，整个运动是一个分化了的士绅阶级 和新兴的社会势力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过程。同样，裴宜理探讨的是淮北 地区在近世纪的三次民众运动(捻军、红枪军、共产党革命运动)。她在书中提出，在诸 如淮北这种自然环境异常严酷的地区，资源常年不足，农民的集体暴力行动就构成谋求 生存的合理策略。而共产党力图把农民的反抗精神“从掠夺与保卫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 来，改造成为对新社会秩序的明确追求。”②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其它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
地方史研究在选题时往往倾向以空间而不以专业来限制研究对象的范围。理想的成果 一般是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作出综合性研究。这就需要 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合理运用。为此，一些学者跨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理论鸿沟 ，将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当中。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化”倾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 ”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通过细致入微的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因素的复原，加深 对下层历史的了解。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社会结构的研究，其突出的成就 是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复杂情况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 起来，并对农村的集市规模进行了分级。孔飞力则“采用了施坚雅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 ”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了剖析。③其它如周锡瑞、杜赞奇和裴宜理的著述均广泛地 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特别是当历史学越来越多地转向民间文化的研究时， 更倚重于人类学同仁的研究成果。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 近年来西方人类学关于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④该著作放弃传统的，由组织源流入手 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义和团的仪式以及蕴育它的华北农村的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 境、自然生态以及政治背景。杜赞奇关于华北农村的著作中，用近乎考古学的方式来研 究庙会、宗族、神话的文化象征，并从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了“地界性”(territorial ity)一词，认为一个群体的活动范围不是由该群体的功能需要(如市场活动)所界定，而 是“由一个早已存在的区域界线——如一座庙宇的‘神力圈’，而圈外文人可能并不信 奉该庙的神灵——所界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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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艾尔曼著：《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 版社1998年，《序论》第7页。
②Elizabeth Pree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 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246.
③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6 页。
④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前言》第9页 。
⑤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 5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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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史料方面，方志、档案、宗谱和口述文献成为主要的材料。
决定地方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用来进行这种研究材料的性质。地方志作为主要记 载一个行政区划的政治、经济、文化、物产和社会风俗方面的综合性的资料，由此就成 为研究地方历史和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
施坚雅在研究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时，深刻地体会到方志的重要性，认为“数千部 方志为县或其他行政单位编写的地方性的志书，提供了地方市场和通常有关交易过程本 身的异常详尽的资料。”③因此，在他的著述中大量地引用了方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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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③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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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关于地方史的著述也无不以方志作为重要的史料。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 》中引用了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的十余种县志和村志。孔飞力的《中华帝国 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所应用的各种方志有近五十种。穆黛安把省府州县的地方志视作 为观察海盗最为丰富的资料。她那本关于华南海盗的著作将诸如广州、香山、顺德、南 海等各种府县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加以利用，其中还包括《南海县志》所载的朱程万传记 中的一篇完整的论述海盗的文章——《己巳平寇》。穆黛安还大量利用台湾、越南方面 的档案以及一些私家记述，如袁永纶的《靖海氛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 的日记和议事录，来补充“官方”资料的不足。
除此之外，口述材料也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周锡瑞将义和团起源的研究建立在历史 文献与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在他所应用的资料中，最为主要的是60年代山东大学所做的 调查资料。周锡瑞认为，所有这些新资料，包括新公开的档案和口述历史，使他能够更 详尽地观察义和团兴起地区的地方社会和民间文化。另外，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 河北和山东的农业的发展，1890—1949》(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 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 社会变迁》，以及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有关村级结构的资料大量的来自 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材料——主要是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 国惯行调查报告》。这一报告主要部分是关于河北和山东六县六村的情况，其中大部分 是当时采访农民的记录。
(三)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总是以“王朝周期循环”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他们认为，中 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始终处在王朝循环的“停滞”状态中，整个社会充满“惰性”，唯有等待西方猛力一击，才能沿着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但是，现在许多学者通过 地方和区域史的研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一种更为动态的观 点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
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过去把中国史的“各种现象 加起来，再加以平均”的做法，只能使人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 因此要想对中国历史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就必须标 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①马若孟要求学术界不要将他研究华北的结论随意应用于 其他地域，因为中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往往西北地区出现大饥荒时，华中地区的农 业情况仍相对繁荣，所以只有当其它学者研究了其他地区后，才“可以就中国农民经济 提出一个总的理论。”②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研究在萧邦齐的《中国的精英和政治变 化：20世纪初的浙江省》(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中也得到了进一步表明。萧邦齐认为，即使在一个 省份之中(如绍兴、宁波、杭州)精英类型也是多样的，他们的专门化、商业化以及政治 上的组织化程度都有相当的差异，其最明显的变化在于精英的居住地愈是靠近封闭的、 多山的边陲地区，愈是具有军事化性质。
总之，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为美国中国史学界提供了一幅更加多样化的中国历史画面。 而随着多样性的增加，人们对过去的某些定论提出的质疑也越来越多。例如，长期以来 美国学者认为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分歧是一条“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③但是 兰金(Mary Rankin)、楼兹、周锡瑞等人通过对浙江、上海、广东和湖南、湖北的研究 ，指出“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往往互相交错，致使两者之间有时似乎已无法区别。”④
同样，贝蒂关于明清两代安徽桐城县地方上层社会的研究，也对以往有关这一时期中 国上层社会的若干标准的结论提出了挑战。过去，美国学者一般认为，通过科举考试是 取得绅士身份必不可少的一步，而在明清两代上层社会内部，上下流动的现象已相当频 繁。但贝蒂通过研究认为这种现象在桐城皆不属实。她指出，该县上层社会人物绝大多 数出自六大宗族，这几个宗族在明朝后期已扎下根基，并在整个清朝继续统治着当地社 会。因此，确定明清时期上层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始终是土地占有情况和宗族组织关系 。
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也使美国一些学者突破了“王朝周期循环”历史观的局限，开始致 力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动力的探讨。
施坚雅在探讨中国历史的结构问题时指出：中国历史结构发展变化具有一种周期性， 但这种周期不是王朝更替的周期，而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衰落的周期，“ 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的各种资源，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文化的，都在日益 增长，被适度地调配，并卓有成效地加以利用。”⑤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这些学者通过地方史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若干 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伸延入民国时期”，类似“长江下游地区的 城市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 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皆“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⑥一些学者还在 充分发掘地方历史的“本土性与内在性的变化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由于经历了明清两 朝巨大的历史变化，19世纪初的中国“已处于全面引发中国社会变革力量兴起的西方及 日本侵略的前夜。”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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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142—143页。
②Ramon H.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 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4—29 5.
③K.S.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 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59.
④Edward J.M.Rh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 95—191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273.
⑤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⑥Frederic Wakeman,Jr.,Introduction:The
Evolution of Local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 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
【关 键 词】,1975,P.2 .
⑦艾尔曼著：《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 版社1998年，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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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应当努力去填补过去的空白，扩大史学研究的领域。地方史研究的地域范围 可大可小，大而至于长江流域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小而至于某时、某地、某人 和某物的考实探微。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化”倾向，把历史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 结合起来，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地方民众，它改变了过去中国史领域只注重精英史、制 度史、外交史、政治史的状况；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则从空间意义上扭转 了设问中国历史的方式，特别是史料范围的扩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它使历史研究显得 饱满丰腴，富于情趣，同时也为整体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 中国史学界通过不断深入的地方史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不仅为史学研究 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在方法论上带来创新。
但是，在史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个别与整体具有相对性，是相辅相成的。一般只 能在个别中存在，没有具体的个案分析，不会有一般的学术成果，反之亦然。地方史研 究的缺点就在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适当地代表整个中国复杂情况，缺乏全国性的视野。 美国从事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学者总是喜欢把研究的空间分解得越来越细，而忽视对全国 性历史演进规律的探讨。对此，一些学者已经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呼吁史家必须“将区 域研究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通过考察特殊来折射一般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因为“一种宏观性的历史视角”将能够“展示一幅更为广泛的地域性图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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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同上，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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