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谷ゼミ相關

一、聽講筆記一則（zz）。
讲座《19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换——以日本为中心》，是中日历史问题合作研究——日方在19世纪研究中的前半部分成果。讲座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东亚近世论
1、提倡东亚近世论的代表人物是岸本美绪和宫嶋博史教授，东亚近世是指在东亚存在着与西欧不同的很优秀的文明。其中岸本美绪教授是明清史专家，宫嶋博史教授是朝鲜史专家。尽管两者都主张东亚近世论，但两者的观点又不尽相同。
岸本美绪教授认为东亚不是作为孤立的近世，而是全球的一部分，其对银的流通很感兴趣，在16世纪以后墨西哥生产大量的白银，日本也是产银大国，这些白银有两个流向，一部分流向西欧诸国，一部分流向中国，中国输入银主要用于什么方面？比如万里长城的建设等等。银的流通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中国、日本、朝鲜有着共同的经历，岸本美绪称之为“历史节奏”，具体点讲：三个国家经济在此时期都是飞速发展，但政治上却发生了很大的混乱，中国出现明清交际的混战，日本在战国时代，朝鲜则面对日本和清国的进攻。这是不可思议的时代，17世纪中叶以后，三国又慢慢稳定下来，各自社会趋于稳定，各自开始分离开来，历史节奏开始变弱，三者的关系变得薄弱，但又处于稳定的状态。
宫嶋博史教授认为东亚近世上溯到了11世纪的时候，从宋朝产生了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为一个重大的路标。宋最重要的是军事力量集中于首都，地方对军队没有了控制力；全国的统治权是由文官来承载，文官是由科举制度来选拔；支撑科举的学问是朱子学，一直到清朝，只有朱子学是正统学问，这是从政治方面来说。经济体制：在长江中下游以稻米生产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开始形成，到了南宋之后获得非常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广域的货币经济。他用一个词来形容“朱子学化过程”，14世纪成立的朝鲜王朝呈现了朱子学化的表现，其统治者有意识地进行朱子学化，强调在中国朝鲜形成的文明，开始向周围传播，但并没有充分渗透到日本。
2、尽管两者的主张有所差别，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特征：中央集权化、科举官僚制以及广域市场的形成。地方军事实力开始消减，官吏的试验采用，开始分化脱身，形成科举制，稻米等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广域的货币市场经济。
3、近世的多样性VS近代的单一性
西方把ancient和modern作为对立起来的概念，modern作为我们的生活时代，把古罗马时代和文艺复兴（我们生活的时代）之间成为中世，文艺复兴时期认为古代是最为发达的时代，到了18世纪认为古代很好，中世混乱，近代又好了起来，19世纪以后出现了古代很好，中世很混乱黑暗，近代更好，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最繁荣的时代的认识，也就有了历史进步论的思想。
日本的古代是指7世纪以后，简单来说是日本输入中国律令制度后，对社会的再组织；中世是指镰仓之后的时代；近代是指从明治到大正的时代，又称近世，但是明治维新四五十年后，认为江户时代和他们生活的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后半期将近世与近代区别开来，近世指江户时代，近代指明治维新之后。
Early modern 作为西欧史研究中出来的一个词汇，到底从哪里来？人们有不同的认识。欧洲史家认为早期近代是指蒙古征服以后形成的，另外也有指文艺复兴之后。但是对于早期近代的结束时期则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即18、19世纪产业革命发生之前。我想early modern用来指日本比较可能。Early modern 相当于近世这个词，过去人们认为江户属于中世的后期，中世和近世之间，这样认为就会有很大断裂性。其实江户时代和近代之间有着很大的连续性，形成了早期的现代性。这样也有可能改变欧洲中心主义，西方认为近代形成的是以西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早期现代性现在欧洲形成，然后随着西欧的殖民开始扩张到全球各地，但是实际上跟西欧不同的早期现代在世界上是存在的，现代性只有一个，换句话工业文明都先在欧洲产生，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在日本，有些专家认为18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化比西欧更先进，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其实两者之间的水平是差不多的，可能会得到这个印象，在东亚近世日本是最落后的国家。
二、东亚传统的世界秩序
1、中国的世界秩序
在16世纪这个地球有好几个地球，基督教世界、印度世界、伊斯兰世界、中国世界。在每个世界生活中的人，就认为其他世界的人都是野蛮人，自己的世界是世界的中心，就像这个世界存在几个早期的现代性。
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随着离中心越来越远，皇帝的德化就越来越弱，形成同心圆，以帝都为中心，离帝都越远，了解得到的就越少。（三谷博教授举了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对于藩属关系的分析，由于技术原因，就不再此画了）在这个同心圆中没有没有对等的关系，全部都是上下、纵横的关系，这种认识和近代的西方主权国家的认识不同，在近代西方认为附属的国家之间是对等存在的，双方以缔结条约来约束两者关系，在同一个层次上大家是对等的，但有不同的层次。在这个同心圆中，清朝皇帝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大汗，满清君主自称是从成吉思汗找到的称号，对新疆、西藏进行统治；另一张面孔是皇帝，以统治汉族为中心的繁荣的土地。
在东亚的世界中，各个国家的世界观是相同的，认为世界是垂直关系，比如中国有五伦，只有朋友关系是水平的关系，日本朝鲜等国则打出“小中华主义”的认识。
周边的国家面向中国和面向其周边的国家使用的语言、形成方式完全不同，这是他们的主观认识。比如日本就认为朝鲜、硫球和他是藩属上下关系，朝鲜把对马岛看作其藩属上下关系，从外面来看他们这些国家之间（除了中国）是对等的，但其主观是怎样想的？虽然朝鲜向日本派遣使节，日本则不向朝鲜派遣使节，认为日本和朝鲜是上下关系；而朝鲜派往日本的使节则打着“巡视”的牌子，双方都把对方看作下个层级的，但实际上是平等的。东亚的国际关系为什么在17到19世纪能够维持和平呢？国家的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紧密，同时对方彼此轻视，尽管明知对方轻视，却装作不知道，不存在矛盾。对秩序解释的模糊性，在东亚三国之间是存在的，但如果这种轻视放在桌面上的话，就会出现矛盾甚至战争，就如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在朝鲜上的争端所引起的问题。
各个国家之间关系是相当松散的，国家的出入口是被限制的，中国只有广州、日本为长崎、朝鲜是釜山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对于本国的国民出国进行相当严格的限制，对于外国人到中国，则赐予土地，让其在指定的土地上生活，比如长崎，日本给中国、荷兰商人有专门的居留地，国家间交流的制度是共存的，日本称之为“海禁”。
东亚两国交流之间的语言，书面语言用的是汉文，不是当时的中国语，而是中国的古典词语，形成了大家共享中国的经典。
2、境界上的日本
近世日本即在中国世界之内米，又在中国世界之外，这与日本朝鲜对近代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东亚式近世，日本是劣等生，但日本却实现现代化，尽管日本是岛国，但对国境出国管理很严格，在东亚少见。只有中国人去日本贸易，18世纪日本海禁最严厉，实际上非常的孤立。海禁是一个松弛的词，锁国就是很严厉的了，日本严厉禁止基督教士到日本来，但朝鲜政策相对缓和，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基督教徒，但到19世纪则被杀害很多。
三、近世的朝鲜与日本
1、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日本的名誉统治者是天皇，实际上是将军，大名和将军之间形成君臣关系，大名和家臣之间也组成君臣关系，大名和武士之间形成官僚制，但是大名和天皇之间没有关系，江户时代所说的“国家”指大名所在地方，大名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天皇和将军形成的国家与大名的国家形成了双层楼格局。但是朝鲜的整体结构则和中国的完全一样，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日本地方上已经分散了军事上的权力，但朝鲜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尽管如此，日本每个大名的国家的统治结构与中朝是一样的，进行着稳定的统治，明治维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人们仍旧纳税，说明大名的统治仍旧是稳固的，对日本统治的人不是通过考试选拔的，而是通过世袭来实现的。而对于朝鲜来说，很多历史还仍旧充满了谜。
2、科举与世袭身份
3、两班与豪农商 4、铜钱和金银铜三货
在经济方面，日本与朝鲜差别较大。日本与中国相似，朝鲜的货币只有铜，日本则是金银铜共同使用，朝鲜覆盖的市场狭窄，没有必要和远方进行交易，而日本规定大名必须去将军江户居住，形成了不同城市经济的交往，从政治上大名领地之间非常闭塞，但经济上又成为一个整体。在江户时代经济发展，武士收入没有增加，开始贫困化，豪农商没有权力地位，受到武士的轻视，但是却很是富有，角色的分担是分开的，社会大家都很满意，由于社会地位非一贯性带来了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有三个指标：权力、财富、声誉，三者不相一致，各自都满意自身的状况。
5、朱子学与宗教的、学问的多元性
在朝鲜朱子学是最重要的学术，但并没有产生其他学派，儒学的渗透对其他宗教进行了压制，自古以来的民间信仰受到了压抑。
与此同时，日本民间信仰保持了下来，佛教作为基本的宗教信仰保持了下来，强迫所有居民成为佛教徒，同时信仰神社，神社与佛教是经常存在的。日本历史的一体性，从日本民间产生出日本民族主义思想，思想是在民间江户时代产生的，国学和儒学一体化，就产生了水户学，著名的“尊王攘夷”就是水户派产生的。兰学是指荷兰，用荷兰语收集西方学的知识，自然科学得到了很好的研究，18世纪左右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朝鲜在18世纪中期向朱子学一边倒，日本则是多元化，朝贡使在北京把西方的知识带到了朝鲜，朝鲜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与其说是实用的技术，不如说是基督教，1801年的政治斗争，基督教徒被排斥，但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对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关系，只注意到西方的实用领域。
但是两个国家还有很多共同性：汉字的教育与文官行政的官僚制；政府与庶民的贫困化，同时伴随着庶民上层的富裕化；民乱的多发性，在19世纪，民乱不是针对政府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反乱主要是在政府增税的时候或者针对庶民上层，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
和东亚的近世性不同，日本有自己的近世，若用东亚近世标尺来看，日本是很落后的，但日本能迅速完成近代化，还是有另外的前提。
A、用程序提供决定的正当性，这与中国讲的人治与法治有关系。
B、政治神学产生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从国学发端的，国学中有“中国”这个词，不是指china，而是指日本，是指万世统治的天皇的子孙居住的地区，把古代的神话人工性的再组织，这决不是日本出现的孤立现象，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利用罗马的故事，德意志的纳粹党则用北欧的传说等等，对神话进行政治性利用，在近代以前则是不存在的。
C、兰学在近世已经开始部分接受西方的近代。欧洲学者提出的边境革命论，革命是在边境发生的，从东亚近世向近代的转化，是位于东亚边缘的日本首先转化的。

二、今天課程内容
書目
　1. 明六雑誌の政治思想―阪谷素と「道理」の挑戦　長く「明治啓蒙」の中心に位置付けられてきた『明六雑誌』。本書は、福澤諭吉や西周、津田真道といった洋学者ではなく、阪谷素という儒者に焦点を合わせることで、従来の『明六雑誌』像に再考を促す。政治をめぐる熟議の場として『明六雑誌』を捉え、明治政治思想史を書き換える試み。

　2．歴史という皮膚 　第二次世界大戦前夜、ユダヤ・フリーメイソンリー陰謀説が渦巻くなか、世界平和を支える集団としてフリーメイソンリーを擁護した吉野作造。カントの世界平和構想を賞賛しつつ、自身の平和論の基礎には民族と天皇をおいた南原繁。私利追求の風潮が社会を覆うなか、人々が公益へと向かう道筋を構想した幕末・明治期の儒学者、横井小楠と元田永孚。ほかに福澤諭吉、中村哲ら、激動期にそれぞれの社会状況と格闘した思想家たちの姿を生き生きと描く。その思想の変遷を通して、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皇室観の様相が浮かび上がる。

　3．明治立憲制と内閣　村瀬　信一　明治政府は、立憲政治の開始後、内閣制度の改革を迫られる。歴代内閣の政権運用を問い、内閣崩壊に際して次第に総辞職が定着していく様を追跡。桂園体制という政権交代方式を実現した明治立憲制の道程を検証する。

　4．日清戦争─「国民」の誕生　　佐谷 眞木人　日清戦争は近代日本が遂行した最初の本格的対外戦争であり、その後の「くにのかたち」と中韓との「歴史の断層」を決定づけた。 メディアの作り出す栄光と悲惨のなかに生きた父祖の姿。

三、论文　歴史学研究　第878号

1. タイトル：公共圏―概念の用法―
2. 非西洋世界でいかに公共圏あるいは自由な政治秩序を実現し、健全なものに育てるか、またその破綻がいかにして生じ、それをいかに回避しう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を比較検討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3. 非西洋世界に自由な政治秩序を実現しようとする場合、西洋からの直輸入でなく、それぞれの社会の初期条件を十分考慮した上で、有利な条件の活用と陥穽の回避とを心懸ける必要を教えている。
4. 「市民的公共圏」とか「ファシスト的公共圏」といった概念分類
5. 私がここで強調したかったのは、人類の近代史に共通の現象、共通の要素があり、社会ごと、時代ごとの相違は個々の普遍現象の組み合わさり方の違いや変化として把握す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と答えた。
6. Prasenjit Duara 各公共圏の形成にはそれぞれの社会に内在する「超越性」の観念が深い関わりを持つという指摘であった。彼は日本の場合は「国家」それ自体が超越性を担ったと述べた。明治日本人の国家に公共性を埋め込もうという情熱は極めて強烈なものであり、現在の富裕化した発展途上国でのシニシズムとは鋭い対照を見せている。
7. 政治的自由について中国は大きな困難を抱えている。その条件を押して、その可能性を考えられるようにするには、西洋がしばしば浴びせかける「人権」批判は必ずしも有効ではない。
8. 2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http://www.ichs2010.org/programme.asp?nw=3
基本問題：
A　今日、確立された自由民主体制でもしばしば機能不全を起こすことがある。
B　世界人口の少なからぬ部分は政治的自由抜きに経済繁栄を享受しつつある。
C　グローバルな相互依存性が進む今日、そのような社会を今のまま放置することが、適切だろうか。可能だろうか。
D 911事件は、有る社会の不安定や構造化された不満が世界の他社会への攻撃に結びつく可能性を教えた。
9. Why　Democracy? By Steps International 2007　　為什麼要民主？
http://zh.wikipedia.org/zh/%E7%82%BA%E4%BB%80%E9%BA%BC%E8%A6%81%E6%B0%91%E4%B8%BB%EF%BC%9F
 沒有秩序的選舉，是民主的表現嗎？
 在政黨政治中，『單以政黨或某種象徵為選擇標的』的選舉，是民主的表現嗎？
 只強調自己的自由，不尊重他人，是民主的表現嗎？
 長期執政之下「假民主，真威權」的事實。
 如果人權是民主價值的核心，那麼『忽視人權的民主』是民主嗎？
 民主是普世價值嗎？民主只有一種型態嗎？人民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要不要民主』、『要哪一種民主』嗎？


补充资料

1980年﹐日本政府《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满怀豪情地昭告世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把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已经达到﹐追赶型现代化时代业已结束。”
冯梦龙在《笑府•蝙蝠骑墙》中写道：“凤凰寿，百鸟朝贺，唯蝙蝠不至。”此时蝙蝠称自己不是鸟类而是兽类。后来麒麟过生日，百兽朝贺，蝙蝠又未至。这次它称自己有翅膀能飞，是鸟非兽。这则笑话，讽刺蝙蝠是一个投机的骑墙派。《伊索寓言》中也有“蝙蝠、鸟和野兽”的故事：鸟类与兽类宣战，蝙蝠没有参战。鸟类要求蝙蝠加入，蝙蝠称自己是野兽。后来，一些野兽劝说蝙蝠加入野兽行列，但蝙蝠回答说自己是鸟。当鸟和野兽宣告停战和平时，交战双方明白了蝙蝠的欺骗行为。蝙蝠来到鸟类当中，遭受敌视，蝙蝠去野兽那里，也被驱赶，遂使蝙蝠陷入“非鸟非兽”的窘境。日本在构建“亚洲身份”过程中所体现的摆荡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民族性格与蝙蝠相似，权且命名为“蝙蝠性格”。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深刻地指出：“日本是一个很不一致的国家，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真正属于亚洲，在亚洲我们也很孤立，在文化、艺术、政治、社会上都是如此。有时我们认为，我们脱离了亚洲，成了欧洲文化圈的一员。当然，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既不真正属于欧洲，也不真正属于亚洲。我们是非常孤立的。”


日本自由思想家富永仲基（1715—1746年），曾倡导“诚之道”或“道之道”，认为“诚之道”就是“今天日本应该实行的道”，为使“诚之道”得以实现，在时间方面它应该限于“今天”，空间方面它应该限于“日本”。“把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导向极端时，它对有限的人伦组织的极端强调的结果是民族中心主义乃至国家至上主义，它对时间的特殊性的极端强调的结果是机会主义，即导致与特定的状况相妥协。这很容易转变为忽视各地人类均须遵守的普遍法则的倾向。”(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4—265页。)福泽谕吉也认为：“讨论事物的得失利弊，必须考虑它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换言之，只要适应时间和空间，任何事物也就不完全存在得失的问题了。”(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4页。) “有用的”就是合理的，而不论事物是否为真、善、美。由此可见，福泽已把实用主义作为他思考和讨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