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
1999-08-19
一位在香港理工大学作研究生的同学，读到我最近在《壹周刊》发表的关于学术研究的文章，说他和一些同学很想知道关于写论文的事，陈辞恳切，希望我能在《壹周刊》作回应。既为人师表，这样的要求我是不能推却的。
先答该同学的一个问题：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有什么分别？严格来说，没有分别。一篇好的硕士论文，胜于一篇平凡的博士论文；一篇博士劣作，硕士不如也。
因此，一位大学研究生，若有进取心，是不应该考虑写硕士论文的。在美国，经济学硕士是不用写论文的。大致上，该硕士是个安慰奖。你攻读博士读了两三年，校方认为你拿博士没有希望，但又不好意思要你空手而去，就给你一个硕士。
在美国的名大学，如芝加哥大学，一位学生申请读硕士，是不会被考虑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申请者没有进取心，孺子不可教也。同学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校内的老师说博士与硕士论文的分别，是有或没有创见。错！英谚云：太阳之下没新事。另一方面，只要不是抄袭，是自己想出来的，要完全没有创见就不容易。
举一个例。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推翻了经济学二百年的观点，应该是有创见了吧。但我的老师艾智仁对我说：“你的佃农理论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半点创见也没有；但传统的佃农理论，却是因为不明白经济理论而搞错了。”这样，你说是我创新，还是历来分析佃农的学者创新？同学要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的所谓创新观点都是废物，一文不值的。刻意去创新是犯了学术上的大忌。找到了一个自己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或问题，翻阅一些有关的论着，就放胆地自己去想，想时要完全不顾有没有新意--到最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在经济学行内我被认为很有新意，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很少阅读他人的论着。
六十年代初期，我大约下过三年苦功读书，昼夜不分地在图书馆内生活，但其后就与书隔离了。严格来说，我没有读书（或读他人的论着）起码三十年。我喜欢天马行空地自己去想--就是与同事研讨我也是不喜欢的。对我来说，独自思考是一种乐趣，因此，在学术上我从来没有与他人合作过一篇文章。要写博士论文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写经济论文，你对经济理论一定要有相当的掌握，因为问题一定要从一个理论基础去看。但这理论的操纵不需要很全面。经济学理论的全面操纵，花一生也不足够。你要全面有点认识，但在某一部分要知得很深入，掌握得很通透。
举一个例，高斯（R.H.Coase）对一般的经济理论知得很少，但在“成本”的概念上却超人几级。他所有的重要论着都是与“成本”有关的。我自己对一般经济理论的认识，比高斯多，但却比不上港大的任何一位同事。但像高斯那样，我有一技之长：在价格理论中，我对需求定律的认识自成一家，所以每次出招都是需求定律，虽然我很少提及“需求”这一辞。
任何世事，可以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看。高斯以“成本”看世界，我以“需求”看世界，但大家的结论十之八、九都是相同的。所以同学要写博士论文，或要在经济学上有点建树，对经济理论要简略地全面知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而深入地对某部分（或某小部分）操纵自如。
没有如上所说的理论基础，你本领再大也不容易写得出一篇可取的论文。这好比建造房子，你不懂得用工具，从何建起？天下的工具数之不尽，你不可能件件皆能。与其每件一知半解，倒不如选一两件自己可以控制自如的。
有了工具，其他的就要靠自己，也要碰碰运气。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那你就要到市场走走。你要像小孩子那样看世界，或学刘姥姥入大观园，尽可能天真地看。没有成见，不管他人怎样说，你会觉得世界无奇不有。任何一“奇”，都是博士论文的大好题目。试举一些例子吧。
为什么在有竞争的市场上，购物者会讨价还价？所有经济学课本都不容许这个现象--我自己为此想了三十多年，到去年才找到答案，但因为退休将至，不打算下笔了。为什么在九龙广东道的玉器市场，玉石的原件出售时不切开来，让买家看不清来猜测石内的玉质是怎样的？为此，一九七五年我坐在广东道的街旁卖玉，到七六年有了答案，但今天还没有写出来。
是的，科学上的学问，是因为不明白而要试作解释，对或错不重要，有没有文章发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同学们若没有好奇心，就不应该在什么学位名衔上打主意。你要在名片上印上什么衔头，没有谁管得。（我自己是从来不用名片的。）找到了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你就以自己所知的理谕作分析，有了大概的答案，就以假说（Hypothesis）的形式来处理，再到市场搜集证据，印证自己提出的假说是否被推翻了。这样，博士论文就是一级的。
达到如上所述，你还要做两件事，其一不重要其二重要。不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论文题目有谁作过类同的研究，补加些注脚，充充场面，好叫论文比较容易发表。
重要的是到最后你要把自己的假说一般化，希望这假说能引用到不同的现象去。
这最后一点的或大或小，或成或败，就要靠点运气了。高斯因为研究电台的广播频率而成功地把问题一般化，成立了高斯定律，拿得诺贝尔奖！
衡量学术的困难
2000-03-09 15:51:41
香港政府用了那么多钱资助教育，他们要设立一些委员会来监察教育、衡量学术的成败，是不难理解的。近几年来，衡量大学教师的研究是大话题。很不幸，以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所有被采用的衡量准则，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发表的多少，评定文章发表的学报高下，甚至计算文章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次数，都无聊，是作不得准的。就我所知的国际上最优秀的经济系而言，没有一家采用这些准则。
困难明显不过。一家餐馆的菜式怎样，每个顾客都可以立刻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不管对或错，顾客吃后不再光顾就说明了一切，而这个市场准则大致上是对的。当然，除了味道，一家餐馆的成败还要论价格及成本的控制，服务的水平及管理等。这些大学也要顾及，但学术研究的（思维）味道要怎样来品评，由谁品评，以什么准则来品评，就是私立大学也不容易取决，公立的就更困难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 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是世界之冠，升级单论研究成就，不论教书教得怎样。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曰：「可以的。」我逼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产权与佃农制度》发表于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排在第一位置。该学报举世尊为一哥，我有点飘飘然。过了两天，在系内遇到当时的系主任A. Harberger。他高兴万分地说：「我刚才读完了你的《佃农》文章，觉得有趣味。」
我说：「有趣味？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他答道：「我说『有趣味』是我对任何文章的最高评价了！」
Harberger摆明是餐馆顾客。我是《佃农》的厨师，他说味道好，我还要他再说些什么呢？三十年后——一九九八年——洛杉矶加大举办一连十年、每年一个的Harberger演讲，邀请我为第一个讲者。我同意后，邀请的主事人说，选我开锣是Harberger的主意。我大喜之下，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说：「请转告Harberger，他的品味好！」（He has good taste!）
学术成就的大或小，通常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要先在今天来品评，较为可靠的是味道（Harberger所说的趣味——interest）。但由谁作味道的品评呢？谁是学术上的蔡澜、肥佬黎、周安桥？
说实话，虽然香港的学术远不如「自以为是」的水平，但有品味，懂得品评的学者是有的。不是每一个学系都有，但高人总不至少于凤毛麟角。问题是，在目前的好几家公立大学的竞争中，要在本地选出众所认同的「味道」品评者就不可能。
是的，学术成就的衡量，最可靠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学术是不能永久地哗众取宠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味道的品尝不可或缺。今天香港所选用的准则，每一项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多少吗？就是岁近黄昏，强而为之，我今天还可以每年在国际学报上发表三十篇。这是因为我懂得被学报接受的文章规格，或公式，知道怎样胡说在短期内可以瞒天过海，也明白同一论点，可以改头换面地写十多篇文章。（有人问史德拉，为什么他的文章数量不够某些学者多，他答道：「我每篇文章只写一次！」）
论学报地位的高低吗？那你就要把「公式」改变一下。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数吗？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门。这些无聊的玩意，说出来会误导青年，不说为妙——虽然最近道听途说，一些香港的年青学者正在研究这些法门。
优质的学术如葡萄美酒，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在酿葡萄酒这个行业中，有些专家能品尝新酒而相当准确地推断十年之后的酒味。要品评香港的学术，我们需要这种专家。要不然，我们就不妨等二十年。一篇文章发表后的三几年，因为哗众取宠，或错得惊人，被引用的次数可能不少。但若二、三十年后还常被引用，就是葡萄美酒了。
在目前香港的情况下，我认为最可取的评审学术方法，是要每一系的每一位教师，选出自己五年内最称意的一至两篇文章（未经发表的文稿亦可），集中起来，到外地找三位有分量的学者作品评。五年办一次，费用不高——比现在的「麻烦」费用少得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因此而避免那些正在兴起的，为争取现用的准则的分数所导致的巨大浪费。
我们要让年青的学者在重要的题材上打主意，日思夜想，想了几年才下笔。我自己的习惯，是几个题材在同时期转换想，过了些时日，其中一个突然间觉得可以下笔，甚至忍不住要下笔。一下笔，通常只是三数天的工夫。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是不容易被忘记的。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学者
1999-11-18 18:12:08
不久前蒙代尔（R.Mundell）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林行止在颂文内谈及我知之甚详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些地方说得不对。我本来不打算回应，但几天前的晚上我翻阅旧作《凭阑集》，读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写的一段话，回味无穷，忍不住要补充一下。那段话是这样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在芝大，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这段文字发表后，再有五个当时在芝大的朋友获诺贝尔奖，好象是不费吹灰之力似的。
记得我在六九年决定要转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职时，芝大的经济系主任A.Harberger 对我说：“为什幺那幺傻，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的强劲是史无先例的呀！”我当然知道该系强得厉害，但说是世界历史高峰，当时有点怀疑。
于今回顾，点只高峰咁简单？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个经济学者拿得诺贝尔奖，那大概是所有获该奖的五分之一，而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职于芝大的。从芝大六十年代的经济英雄榜上看，应该还有两三位可获诺贝尔奖。说是史无先例应该没有人反对，要赌后无来者应该没有人敢下反对的赌注吧。
蒙代尔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杰。我认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后，最值得获诺奖的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屡有新意，而我们认识时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着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他不喜欢多说话，教书有如天马行空，而作为本世纪最有地位的经济学报（JPE）的主编，投诉的人不计其数！
这个有时思想难以捉摸、有时喜欢胡说几个数字的蒙代尔，凡事都看得极为简单。可能是因为这样，他的判断力是我所知的经济学者中最准确的。
他主张货币要用金本位制，我问他为什幺，他回应道：“古代的罗马帝国及后来欧美经济最繁荣的一段长时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国的通胀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蒙代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建议以金本位保钞票的一个百分率。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联系汇率的另一个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价由美国规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欧洲建议以纸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问蒙代尔可不可行，他说：“你要纸还是要金？要赚点钱，大手购入黄金吧。”后来在该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见我是经济学者，问我有什幺好投资。我说：“买金吧！”这些朋友买金后，其价下跌了百分之五，他们就把金沽掉，亏了本，把我大骂一场。殊不知骂声未了，金价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
后来听说蒙代尔赚了大钱。
六七年我初出道时，把一篇颇长的关于佃农制度的文章，寄给大名鼎鼎的AER学报。编辑回应，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点，我原封不动地把该文转交给蒙代尔。
他读后对我说：“你为什幺那样蠢，把两篇文章合为一篇？这样吧，在这里把文章一分为二，第二节跟第三节调换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给高斯的学报。”
我照他的建议修改，不到两个小时就改好了。后来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错，但要靠蒙代尔的简单判断。
六八年，中国文革当道，我搞笑地写了一篇题为《费沙与红卫兵》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目的是让芝大的同事娱乐一下。蒙代尔看到该短文后，坚持要将之发表。我说：“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应该发表吧。”他道：“你听过‘幽默中有真理’这句话吗？你若不介意，我就发表。”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是适当的，因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当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尔“怪”得精采，而当年芝大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认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当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见大巫，不敢认怪。
其二，当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尔是免费大量供应美酒之人。大家于酒后的深夜，创作去也。要说得顺理成章，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一杯的假说”。那是说喝了小量酒之后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谓“小量”往往不小。夏理·庄逊以半瓶烈酒为小，以一整瓶为一晚之限。后来庄逊因酒谢世，他们就废除“假说”，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与众不同之处，是重于阐释世事。专于理论的蒙代尔，对历史知得广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节。庄逊有时穿拖鞋授课；Uzawa在十个星期的学期内，八个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后要学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个小时地教两个星期。问蒙代尔借一本书，他不可能记得这回事。
是的，说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很有点乱来，是对的。但要把众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让他们乱来一下。井井有条算是什幺天才呢？
当日认为蒙代尔做编辑做得乱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认为他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他的编辑下，精品甚多。
我想，学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点怪，有点糊里糊涂的。
懂深不懂浅的学问
1999-11-12 18:16:28
不久前发表了两篇关于学术的文章——《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及《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获得颇大的反响。不幸的是，大声拍掌的都是学术界外的专业人士，学术界内的半点反应也没有。
最近收到柏克莱加州大学一位研究生的信，说他（显然是在网上）读到我的《价格》一文，一方面同意我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同意我主张以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这位同学认为简单的理论不切实际，脱离了现实。他说真实的复杂世界，是要以复杂的理论才能解释的。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所学的是哪一个新学派。我这一辈的理念是，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别的学术不说也罢，但就经济而言，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实现象能成功地被一个复杂理论解释过。成功解释所用的理论永远都是那幺浅，浅得有点难以置信。
一个现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组合。要把整个现象解释，可用几个不同的简单理论，逐部分击破。在经济学来说，不同的简单理论，归根究底，来来去去都是两招基本的原理，活学活用，千变万化，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理论来。
上述的两招基本经济原理，香港念经济的中学生都学过，只是功力尚浅，不知道这两招可以用得威力无穷。我曾说过真正的理解，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再由复杂转深、再转浅，来来回回好几次。
第一招，自私的假设，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皆毫无例外地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的利益。这当然包括那所谓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了。这函数可以用得很深，但都派不上用场。重要的“用场”是局限条件在真实世界中的变化。
数之不尽的变化要怎样分类、量度、处理，是困难的工程。高手与低手之分，往往在于局限条件的处理手法；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二招，需求定律，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其需求曲线皆毫无例外地向右下倾斜。那是说，若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必定增加。这个只一句话就说完的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我今年在港大教一小组学生要教十二个星期。单论什幺是“量”，我说了两个小时，只能表达一点皮毛而已。
需求定律不仅包括需求函数（Demand Function），也包括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认为这二者是两回事的经济学者，是读坏了书，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
（这里顺便一提：最近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一位教授坚持需求曲线不一定向右下倾斜，指出好些课本说有时是向左下倾斜的。我说若二者皆可，经济解释就不可能错，所以就不可能有经济解释。说来说去那教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科学的假说不是求对，而是求可能错。）
在解释世界的经验中，我从来没有用过上述以外的两个招式。我所认识的，比我年长的经济学大师，有时喜欢过一下数学方程式的瘾，花巧地表演一下。但若与他们坐下来，问他们有什幺在这两招之外的新意，他们是答不出来的。
去年在一篇关于交易费用的文章的结论中，我就提到经济学的整体其实只有这两招。佛利民、赫舒拉发及巴赛尔三位高人读该文后，一致认为我这结论重要。
我在《价格》一文内，提到经济学在走下坡，认为今天经济学的后起之秀不懂价格理论。但想深一层，这些年青学者不是不懂，而是懂深不懂浅。他们可能认为高深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却忽略了懂深不懂浅不算是真的懂的哲理。
为什幺一门精采的学问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一个解释是故扮高深，没有人明白就算是有学问，可以说自己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今天，这个解释对某些青年学者可能适用，但似乎不是多数。他们大多数不可能不知道，高深莫测的文章可以有学报发表，但不会有持久地被人重视的市场。
另一个较为可取的原因，是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失却了兴趣。他们但求有文章发表，也要表演一下本领，所以就把一门科学作为一项类似下象棋的玩意，越深越有斤两。高低于是以深浅来衡量，以复杂胜简单。于是大家一齐向深处钻，过不多时，浅的因为无人问津而变得大家都不明白。
愚见以为，懂深不懂浅的学问，走火入魔也。
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1999-10-13 20:26:26
经济学的发展在走下坡！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说。当时持这观点的有布坎南（J. Buchanan）、高斯（R. A. Coase）、雅伦（W. R. Allen）等人；不肯定的有巴赛尔（Y. Barzel）、艾智仁（A. A. Alchian）；认为后生可畏的有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今天，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这个说法。
但为什么经济学会走下坡呢？这个问题就不容易有一致的答案了。高斯认为今天的后起之秀多用数学，以致没有内容。佛利民也认为数学是用得太过分。艾智仁及巴赛尔认为博弈理论过于普及，而这理论其实有没有可取之处还不知道。贝加（G. Becker）、H. Demsetz等人则认为博弈理论是走错了路，是不应该鼓励的。
上述对经济学发展起码有所保留或摇头叹息的人中，最年轻的是我，而我是六十三岁了。那是说，老一辈的与年轻一辈的，对经济学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个现象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最近在西雅图与巴赛尔相聚，谈到经济学的发展，我对他说经济学走下坡，可能不是因为数学用得太多，而是后一辈的似乎不懂价格理论。他想了一阵，同意了。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什么其他理论都可以不懂，但不能不懂价格理论。另一方面，只要你能对价格理论（是指Price Theory，不是指Microeconomics）掌握得通透，其他的任何理论都可以变化出来。
今天经济学研究院的必需读物，与四十年前的完全两样。古典经济学的论着，我作学生时必读的有史密斯、李嘉图及米尔的三本巨着。今天的学生，读过此三书的机会是零。古典经济学完全没有数学，而错漏的地方颇多。但这些论着是为真实世界而下笔，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有一套不可忽略的办法，是价格理论的出发点。漠视了这些前贤之见，处理经济问题就会脱离现实了。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我作学生时必读的有Marshall、Wicksteed、Fisher、Knight、Robinson等人的作品，而今天的研究生，读过的机会是近于零。这些读物，虽然比较旧而错的地方有的是，但提供了价格理论的架构基础。可能我有点老糊涂，但我就是不明白，若没有拜读过马歇尔（Marshall），怎可以知道价格理论的本质？
几年前我问过几个专于金融财务学的年青学者，有没有读过费沙（I. Fisher）的《利息理论》。他们都说没有，因为是过时了。胡说八道！这些后起之秀本领再大，也不可能有费沙十分之一的功力。今天不能，永远也不能！（费沙名着的第一段只有一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不知他们想过没有？）
转谈我这一辈的「新」的价格理论吧。高手如佛利民、史德拉、艾智仁等的论着，作学生时我不仅读过，而他们书中的每一条问题我都瞭如指掌。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对这些大师的价格理论作品大都不大了了。几年前遇到一位很有天分的中国年青经济学者，在英国的一间名大学拿得博士的。我问他有没有读过佛利民的《价格理论》一书，他说没有，因为是过时了！没有读过佛老该书的第五章多次，怎可以知道成本与竞争的关系呢？当然，你可以无师自通，自己发明，但何必自创人家已经说过的？虚心地拜读，读之再三，不是会节省很多时间吗？
其实，价格理论开始失传，我早应在十多年前就察觉到。那时替香港中学的高级会考出经济试题，我问：什么是价格？（What is price?）中学教师及同事们无不哗然，认为我不应该那样问。可能他们认为我问得太浅吧，但今天的经济学博士大部分应该答不出来。这个「浅」题目是艾智仁三十多年前出博士试题时常问的，我当时只答一句就过了关：价格是消费者在边际上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
在加大考博士口试时，赫舒拉发问：为什么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我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那样。赫氏当时是考理论的代表人，听到我那样答了一句，道：你在理论上下过功夫，我不用再问了。这一问一答后来在加大传为佳话。
有实用性的价格理论，永远都是那样「浅」。问得浅，答得也浅，困难就是要明白重点所在，而这个「明白」是要花很长的时日才可以掌握到的。
当年老师雅伦对我说：世界很复杂；后来老友佛利民对我说：世界很简单。这二者看来是各走极端的看法，其实是同一回事。雅老是说复杂的世事，不容易解释；佛老是说若有可取的解释，必定是简单不过。这二者加起来是说，复杂的世界以复杂的理论解释，其成功机会近于零；复杂的世界是要以简单的理论才有机会解释的。
价格理论之所以是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是因为一旦掌握得通透，简单之极。问题是这「通透」来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点要拿得准，引用时要来得活。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然后再回到深，又再到浅。我自己来来回回几次后，三十年来就只懂得用浅的，而忘记了深的或复杂的了。
今天经济学的后起之秀所写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论就觉得复杂无比，不想再读下去。这使我意识到，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
1999-08-19 18:09:11
一位在香港理工大学作研究生的同学，读到我最近在《壹周刊》发表的关于学术研究的文章，说他和一些同学很想知道关于写论文的事，陈辞恳切，希望我能在《壹周刊》作回应。既为人师表，这样的要求我是不能推却的。
先答该同学的一个问题：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有什么分别？严格来说，没有分别。一篇好的硕士论文，胜于一篇平凡的博士论文；一篇博士劣作，硕士不如也。
因此，一位大学研究生，若有进取心，是不应该考虑写硕士论文的。在美国，经济学硕士是不用写论文的。大致上，该硕士是个安慰奖。你攻读博士读了两三年，校方认为你拿博士没有希望，但又不好意思要你空手而去，就给你一个硕士。
在美国的名大学，如芝加哥大学，一位学生申请读硕士，是不会被考虑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申请者没有进取心，孺子不可教也。同学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校内的老师说博士与硕士论文的分别，是有或没有创见。错！英谚云：太阳之下没新事。另一方面，只要不是抄袭，是自己想出来的，要完全没有创见就不容易。
举一个例。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推翻了经济学二百年的观点，应该是有创见了吧。但我的老师艾智仁对我说：“你的佃农理论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半点创见也没有；但传统的佃农理论，却是因为不明白经济理论而搞错了。”这样，你说是我创新，还是历来分析佃农的学者创新？同学要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的所谓创新观点都是废物，一文不值的。刻意去创新是犯了学术上的大忌。找到了一个自己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或问题，翻阅一些有关的论着，就放胆地自己去想，想时要完全不顾有没有新意--到最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在经济学行内我被认为很有新意，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很少阅读他人的论着。
六十年代初期，我大约下过三年苦功读书，昼夜不分地在图书馆内生活，但其后就与书隔离了。严格来说，我没有读书（或读他人的论着）起码三十年。我喜欢天马行空地自己去想--就是与同事研讨我也是不喜欢的。对我来说，独自思考是一种乐趣，因此，在学术上我从来没有与他人合作过一篇文章。要写博士论文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写经济论文，你对经济理论一定要有相当的掌握，因为问题一定要从一个理论基础去看。但这理论的操纵不需要很全面。经济学理论的全面操纵，花一生也不足够。你要全面有点认识，但在某一部分要知得很深入，掌握得很通透。
举一个例，高斯（R.H.Coase）对一般的经济理论知得很少，但在“成本”的概念上却超人几级。他所有的重要论着都是与“成本”有关的。我自己对一般经济理论的认识，比高斯多，但却比不上港大的任何一位同事。但像高斯那样，我有一技之长：在价格理论中，我对需求定律的认识自成一家，所以每次出招都是需求定律，虽然我很少提及“需求”这一辞。
任何世事，可以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看。高斯以“成本”看世界，我以“需求”看世界，但大家的结论十之八、九都是相同的。所以同学要写博士论文，或要在经济学上有点建树，对经济理论要简略地全面知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而深入地对某部分（或某小部分）操纵自如。
没有如上所说的理论基础，你本领再大也不容易写得出一篇可取的论文。这好比建造房子，你不懂得用工具，从何建起？天下的工具数之不尽，你不可能件件皆能。与其每件一知半解，倒不如选一两件自己可以控制自如的。
有了工具，其他的就要靠自己，也要碰碰运气。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那你就要到市场走走。你要像小孩子那样看世界，或学刘姥姥入大观园，尽可能天真地看。没有成见，不管他人怎样说，你会觉得世界无奇不有。任何一“奇”，都是博士论文的大好题目。试举一些例子吧。
为什么在有竞争的市场上，购物者会讨价还价？所有经济学课本都不容许这个现象--我自己为此想了三十多年，到去年才找到答案，但因为退休将至，不打算下笔了。为什么在九龙广东道的玉器市场，玉石的原件出售时不切开来，让买家看不清来猜测石内的玉质是怎样的？为此，一九七五年我坐在广东道的街旁卖玉，到七六年有了答案，但今天还没有写出来。
是的，科学上的学问，是因为不明白而要试作解释，对或错不重要，有没有文章发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同学们若没有好奇心，就不应该在什么学位名衔上打主意。你要在名片上印上什么衔头，没有谁管得。（我自己是从来不用名片的。）找到了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你就以自己所知的理谕作分析，有了大概的答案，就以假说（Hypothesis）的形式来处理，再到市场搜集证据，印证自己提出的假说是否被推翻了。这样，博士论文就是一级的。
达到如上所述，你还要做两件事，其一不重要其二重要。不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论文题目有谁作过类同的研究，补加些注脚，充充场面，好叫论文比较容易发表。
重要的是到最后你要把自己的假说一般化，希望这假说能引用到不同的现象去。
这最后一点的或大或小，或成或败，就要靠点运气了。高斯因为研究电台的广播频率而成功地把问题一般化，成立了高斯定律，拿得诺贝尔奖！
《学术上的老人与海》前言
2000-05-01 15:21:24
本书是《壹周刊》专栏《南窗集》的第一组文章的结集，因为不想再想起新栏名，就学《卖桔者言》那样，选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
我认为以《学术上的老人与海》作为书名很恰当，因为内里的文章大都是与学术有关的，而自己日渐黄昏，对学术的看法是比较成熟了。
从《壹周》老总杨小弟怀康所搞的读者投票得知，在我写的文章中，最受欢迎的是有关学术的那一类。看来我要在这方面多写一点了。
大哉斯道!
2005-11-24 12:51:43
明末清初的王铎，是北宋米芾之后最伟大的书法家。书法大师历来高傲，这个被日本仔誉为「神笔铎」的曾经说：大哉斯道！他是说书法——自己的书法。
几天前午夜梦醒，回顾自己搞了四十多年的经济学，有所感叹：大哉斯道！想到王铎，因为自己虽然玩意多，但经济学之外皆次要。今天，除了关心中国经济与整理旧作，基本上我不再问津这门学问了。科学与艺术不同，前者上了年纪会走下坡，我要知所适从。一口气走了四十多年，自六十年代后期起不读他家之作，走自己的路，走到了一个层面，可以问：上苍有知，自己的经济思想对外人的影响有多少？传世的机会又如何？这类问题有胆提出是仿效米南宫或王觉斯评论自己的书法。既有前车可鉴，自傲一下又何妨？
西方的朋友对我的经济学重视是有的，可惜不是多数。英语文章发表得比较少，永远不跟踪外人对自己思想的响应。这些年西方注意我的陈年旧作的是上升了，而我花了年多时间整理的英语文章结集，洋洋大观。
这结集整理得实在好。自己的经济思维前后一贯，好像刻意地从头写到尾。每篇文章注明发表日期，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九八年十月，整整三十年，题材迥异，变化多，但思想一样。这样，后人是不容易漠视这本结集的。朋友说，行内不少热闹话题，起于这集子里的旧文。结集篇篇说明发表日期，可以查考，没有争论先后的需要。我是个「独裁」者，为了避免西方编辑的左右，决定先在香港花千树出版，西方的反应如何要多等时日了。
自己衡量，英语文章只占自己思想三分之一的比重，其它三分之二是用中文下笔的。英文结集的重量大约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此外千篇中语散文，其中多篇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有三分之一的比重。西方的朋友没有一个懂中文，中国的同学中、英皆通的存在，所以我认为自己思想的影响力，主要的扩散地是神州。
要争取思想的影响力，不容易想象有比我更好的际遇。十九世纪马克思因为工业革命与资本家的涌现而写成《资本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因为举世经济大萧条以《通论》一举成名；七十年代佛利民因为大政府搞得太不成话，推出威不可挡的《自由选择》。然而，这些大师的百年一见的际遇，不一定比得过我。中国的经济改革无疑是人类大事，我误打误撞地于一九七九年开始思考，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跟着一九八一年写好《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其推断准确得如有神助，再跟是在《信报》发表的几个系列的《论衡》文章，分析及建议中国经改的路向，天时地利人和应有尽有，加上我懂中文，对制度运作理论的掌握自成一家，懂得通透，皆际遇也。
上述是政策的影响，将来的历史怎样说我懒得管。我对这方面的影响没有兴趣。为中国的经改日思夜想，只希望自己的所知可以给中国的青年增加一点机会，愈少提及我的名字愈开心。我不傻，知道一个刻意地要以思想影响政策的人，会活得很辛苦。
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另一回事，过瘾过瘾，开心开心。我说佃农分成是为了规避风险（其实自己不满意），你跟着说；我说界外效应无所不在，你跟着说；我说公司无从界定，你又跟着说……虽然你有意或无意地没有提到我，或不便公开拜我为师，但先后的名分已定，水洗不清。是的，学术上，算你独自想出，从来不知我的存在，但我说过了，名义上思想的产权是我的，不值钱，但将来的思想史自有公论。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学术上胡说八道，希望占了先机。这方面我得天独厚，先机频频，逻辑从来不错。是的，重读自己的英语陈年旧作，没有一篇我希望没有发表过。
大哉斯道！这里要说的，是如果自己的经济学术思想可以传世，主要的动力不是来自西方，而是中国。也是难得的际遇。上文提及，以比重算，我的学术思想三分之二用中文下笔，而不少中国同学也懂得读英文。十三亿人口，学子选修经济的无数，有一天这些同学中能跑出的，不会忘记我。三个现象使我心安理得。
其一是到了从心之年，朋友搞恭贺文字，颂赞当然，应该不论，但执笔的一般读过我的所有中语文章。后者是不寻常的现象了。赞归赞，读归读，我从来不怕你不同意，更不怕你批评，只怕你不读。你读，就不能不受到我的影响。可以说，同学或朋友送给我的大礼，令我老怀大慰的，是他们真的读，读很多很多的。有误解的地方，也有不明白之处。我的论点不浅，有时湛深，或自己写得辞不达意，这些无可避免，但分析逻辑没有错，只要有兴趣的继续读下去，读之再三，总会清楚明白。
其二是三年前写好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从多个网站打印下来阅读的学子无数。不容易在国内遇到一个经济研究生没有读过这三卷本，而特别为之设班授课的愈来愈多。这里的关键可不是同学们读的多，而是《经济解释》的理论与架构，跟今天所谓「主流」的理论与架构很不一样。双方皆从马歇尔的新古典传统演变出来，只是「主流」的是经过多人争议、研讨的结果，而我则独行独断，他家怎样说不闻不问，集中于解释现象下笔，淘汰了所有我认为解释力欠佳的理论，把认为是重要的一方面简化，另一方面深入地阐释。
可怜中国学子，他们要在「主流」与「五常」之间作出选择。二者出入太多，不容易共存。今天看，「主流」当然领先，但我那边上升得快，更重要是真理站在我那边，说不定假以时日，「主流」叫起救命来，不是很过瘾吗？这是高斯期望了很久的事了。他也是从马歇尔起家，也是独行独断，与我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
0 件のコメント:
コメントを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