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东育先生的丸山学说批判

韩东育先生对丸山的批判，基本上沿袭了其导师黑住真的观点，并受子安宣邦的影响明显。韩先生对丸山的批判，集中在“近代主义——日本主义”的图式[1]之上。

不过，韩先生似乎只反对“日本主义”而不反对“近代主义”，因为就《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这本书来说，韩先生对徂徕的论述基本还是依赖丸山提供的近代化的解释框架而展开的，这种状况显然符合平石直昭总结的：想要批判丸山学说，却又无法完全独立出来的“病状”。在另一方面，韩先生对丸山的“日本主义”的批判，也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因为丸山先生明确提出的“原型论”（据称是明确的“日本主义”）是远远晚于《研究》的，怎么能把60年代的“原型论”观点掺入40年代《研究》的观点之中一起批判呢？至少我们在《研究》一书中，读不到任何关于“原型”的字眼。[2]

韩先生的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充分强调了前人关于荀子或法家思想对徂徕学影响的学说，并对丸山把中国社会定义为停滞，避开或无视来自于中国思想的正面的影响表示了极大不满。[3]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先生并不反对徂徕学对日本近代化作用巨大的观点，并且附和丸山指出的徂徕学对“朱子学的连续性思维的分解”以及开创“公私分离的学术动向”[4]对近代化的重要意义。韩先生想要修正或补充的是徂徕的起源的部分，所谓“祖型” [5]问题。

韩先生指出：“《读荀子》和《读韩非子》……在徂徕学形成过程中已经具有了规定其方向的‘祖型’地位。”韩先生的研究目的则在于：“当我们把徂徕学与日本‘近代’相连接时，就会发现，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并不是像丸山真男所暗示的那样，是生自‘创造于无’的绝对者的思想，而是与《荀子》和法家理论存在着重大关联的历史演进。”[6]换言之，韩先生认为，《荀子》和法家理论催生了日本的近代化。

然而在另一方面，韩先生却对丸山的学说批判为：“‘近代思维’也好，‘世界史课题’也罢，无一不透露出他挥之不去的‘近代主义’和‘欧洲中心论’情结。倘若抽去这个前提，真有点不敢想象丸山的学说会遭到怎么的灾难。”[7]

我想，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里的两个观点存在有明显的分歧。如果韩先生承认徂徕学的近代化属性，那么他对丸山近代化手法的批判就显得莫名其妙。我已经不明白，韩先生究竟是支持“近代化”的呢，还是“反近代化”的呢？姑且从他对丸山学说的批判出发，假设韩先生是反对“近代主义”的，下面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反近代化”和 “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是现在，尤其是现在中国学界的一股潮流，似乎到了不跟风就没有发言权的地步。但是，我们不能单单为了“反近代化”而反“近代化”，不能单单为了“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学术观点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倾向，都有自己的坚持和判断，也就是说，每一个学说观点都已预设了自己认定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或反价值的东西。无论“近代化”还是“西方中心主义”，都是建立在世界近代史中，西方比东方先进，日本比中国先进这个基本的史实之上的。韩先生说，如果抽掉“近代化”或“西方中心主义”，丸山的学说便无法成立，那是当然了，因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学术动机就是去认同“近代化”、去寻找“近代化”，你偏不让它认同、不让它寻找，它如何能成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证明了1+1等于2，你偏说：如果1+1不等于2，那么我的证明就无意义。如果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但是，随便说说1+1不等于2容易，要证明1+1不等于2谈何容易？

韩先生一边批判着70年前丸山的“近代主义”学说，同时还要在70年后的今天遮遮掩掩地论证自己发现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对近代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如果说这种做法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韩先生还要借助丸山的学说框架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就太不够意思了，“打人家，骂人家，还要拿人家”，这对丸山先生太不公道了吧？更为遗憾的是，这种做法有可能使他的学术努力中某些有价值的部分失色很多。

我想，韩先生在《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概是他对徂徕学与荀子学说、法家思想关系的探讨吧。现在的日本学界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古典解读不够的问题，以古代史研究背景出身的韩先生，对这种状况作了很有益的补充。我没有阅读韩先生书中论证徂徕学与荀子和法家思想联系的篇章，姑且将这一论证视为充分、合理的话，那么这一努力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是有可能解构掉丸山精心建立起来的精密的学说。关于这一点学术价值，在这里暂不再论，单就其可能带来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如果把徂徕学定位为的荀子思想或法家思想的再生和演变合适的话，那么我们看到更多的将会是徂徕学跨越近两千年的时光，与荀子思想和韩非思想相连结的图景。那么，在东亚世界近世思想史之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的宋明理学与近代世界的关系将做如何解释？

2，日本是否存在法家的传统？徂徕明言受到明朝王世贞，李攀龙的影响，亦自我标榜‘古文辞’的研究方法，为何极少提及荀子或韩非？

3，强调“单数”的徂徕学的祖型问题，而又无法充分解释徂徕学与前后学说的集合，作为构成“复数”的、构成一段历史过程的“整体”的思想体对后世的影响。

4，过分强调“祖型”问题，那么徂徕学之中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时代性的，什么是独创性的东西，则会解读不清。我们要看到，徂徕学毕竟不是荀子或韩非的学说，这种努力的过分发展，也损害徂徕学作为一个独立单位的整体性。

总的来说，近年来韩先生对丸山学说的批判，显然过头了，很多东西都已是情绪化的产物[8]，已经脱离了正常的学术范围。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学说的完整性之上的。内部逻辑的清晰，联系的合理，解释的充分，使得学说内部可以实现良性的循环而具有稳定性并契合历史场景。这是现代研究者应该追求的东西，无疑，丸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丸山的学说不可能没有缺陷，我们要批判丸山的学说，但不能单单为了批判丸山的学说而批判，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解释模式，从而取代丸山的模式，那么丸山的学说也就不会再有生命力。伏尔泰说:“真正的天才，尤其是开辟新途径的天才，他们可以铸成大错而不受责难，这是他们的特权。”我相信，在一个更伟大的解释出来之前，丸山先生拥有这样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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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主义”与“日本主义”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或者这正是孙歌先生所谓的丸山的“两难境地”吧。

[2] 如，对丸山学说目的断定：“一种‘自力更生’的‘哀兵’心态，逼使他们不得不回到自身，并试图在自民族文化中发掘出使国家再度崛起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如果不是这样，丸山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搬出徂徕学，以示即便没有西方的影响，日本也已经存有近代开端的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已然具有近代思维与社会基盘”这一学术性结论中所蕴含的潜台词。《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散论三，第390页。我已经无法分清韩先生是对《研究》进行批评，还是对丸山的“古层论”进行批评，本就是两篇不同的文章怎么可以凑在一起批判呢？或许因为韩先生继承了黑住真的观点，认为丸山的“古层论”暗伏于《研究》之中。“丸山的‘原型论’……并不是什么‘转向’，而不过是把原本暗伏于《研究》中的潜形存在变得表面化了而已。例如，在‘古层’论中，作为《古事记》之对比，他举出了《创世纪》中‘创造始于无’的理论。这实际上就是丸山埋没于《研究》中的‘绝对主体论’伏笔的真实动机。丸山的思索是一贯的，即：在与西方/近代的对比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带着日本的感觉。‘’古层”论，便正是存在于这一思索延长线上的命题”。因此，丸山“一贯”的“框架”，乃是“近代主义——日本主义”。（黑住真：《日本思想及其研究——有关中国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第11号，1996年6月。转引《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第30页。）显然黑住真是在用“古层论”模糊《研究》的独特价值。关于《研究》与“古层论”是否存在如上的关联，则需要进一步考证。但就《研究》的价值来说，我更赞同平石直昭的观点：丸山的论述之独特处，乃在于他认为日本现代理性主义的成长，并不是在朱子学的理性主义的直接延长线上，而是必须以徂徕，宣长的非理性的思想为媒介才可能达成的。平石直昭：《徂徕学的再构成》，《思想》766号（1988），89页。韩先生对丸山学说的批判，除了本书外还散见于近年来的各大史学杂志上，基本观点大同小异。如《徂徕学与日本早期近代化》，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3] 韩东育曾经说到：“丸山的学术圆滑，其实掩藏了一个闪烁吞吐的中国文化蔑视论。”参见《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后记。平心而论，韩先生的批判并不客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丸山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如此辉煌的成就如果只是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上，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关于这篇文章的学术动机，丸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英文版序言中已经交待的很清楚了，韩先生如此强烈的认定丸山的国粹主义倾向，让我怀疑他是否读过这篇序言。第二，丸山先生的学说史，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单凭一部著作的某些缺失面给丸山先生的一生的研究“定罪”，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眼光！

[4] 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第一章，第56页。

[5] “祖型”这一用语，似乎也受到丸山先生“原型论”或“古层说”的影响。

[6] 同上，第72页。

[7] 《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散论三，第389页。

[8] “丸山真男及其‘原型论’……所带来的一个最直观的效果是，浸润日本近两千年之久、而且事实证明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早已积淀成日本文化之真正基盘的中国学术，开始被流放，被驱逐。”《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散论三。韩先生批评丸山是民族主义者，然而从这些话语来看，韩先生似乎更具民族主义情结。而且，如果说日本文化的真正基盘是中国学术，那么近代日本的发展何以会远远超出中国之上，而且在现代日本，传统中国学术已经完全消失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