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送别沟口雄三先生

1.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把李卓吾作为一个论述的中心点，从这样一个并未制造有效概念的思想人物入手来讨论中国前近代转折期，并通过他导引出一系列重大概念，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我不能判断这个方式的真意何在，也不了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如何评价，但是我确实从中得到非常多的启发：把这样一个并非创造了关键概念的思想人物（沟口甚至强调说李卓吾因此很难被称为思想家）作为讨论历史结构的出发点，除了李卓吾的思考本身对于沟口学术的重要性之外，我觉得这至少意味着沟口学术的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结构，它包含了那些纠结不休、无法通过逻辑推论加以表述的历史特质。沟口在学术的起点上就清楚地显示，如果思想史不是仅仅依靠概念演绎来写作的话，它需要谨慎地关注那些混乱乃至混沌的历史要素，并找到一种有效地处理它们的方式。这种方式，正如后来沟口在自己的研究中展示的那样，是不拘泥于概念表面的统一性，而是寻找它们内在的关联的方式；不言而喻，在今天学界已经习惯于用定义来理解概念的情况下，这样的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

2. 所谓“不容已”，“就是在人情的深层冲动中，在其原初态中，观察人的自然，在这一点上，把无作意的自然态看作本来性”。

3. 沟口并不是把“童心说”简单地视为与六经等“道理”相对抗的对立命题，更不是自由人格的根据。沟口强调说，这个有别于“真心”、“赤子之心”的“童心”固然是李卓吾自家性命的下落之处，但它却是“胡然而遽失”的，是一个不定之定点。

4. 沟口给出的历史思想图谱与众不同，他不过分重视思想史中的对立，尤其拒绝强化对立而使其定格为某种观念，却强调论争在历史脉络中的走向，以及它的后续历史效应。

5. 在他的视野里，辛亥革命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反清革命，它至少从明代末期就清楚地呈现了自己基本轮廓的漫长的社会革命的最终到达点。这个社会革命就是乡村自治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方军队亦即后来的军阀定位）

6. 沟口一生执著于追求的学理之“真”，很难用“立场”去概括。“如果被迫不得不回答的话，我只能说，我是立足于基体展开论的。”

7. 当我们建立了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视野时，世界史才会形成。这就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