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作者 王汎森

从道光以来，中国思想界便进入了不安定期，每一种学问都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它们催化了后来一些范畴性的转变：在经学上，否定了过去两千年的经学传统，认为它们都是围绕着一批“伪经”而积累的学问（康有为）。在文化上，充分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安定层（傅斯年）。在道德上，发起过去两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训，关涉私德的居十分之九以上，而关于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启超）。在政治上，认为过去两千年是无治状态（刘师培），国其实不成其为国，因而有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转化为“国家”，由“臣民”转化为“国民”，“公民”。对专制体制的深刻反省则发现中国没有“社会”，也有人认为过去两千年的治政理论都是“在空架之上层层描摹”（毛泽东）。不管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有多少实质的转变，但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层次上这是一个断裂和跳跃。

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罗志田

本书是王汎森教授关于19—20世纪中国论文的汇集，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全书共收论文十八篇，另有二篇附录。作者声明他并未试图“写一部通论近代思想、学术的书”，且因各文写作机缘不同，也“没有预想一个系统”，只是对这段历史中较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些研究，之所以命名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是因为“这些文章中似乎仍有一条线索”，恰体现在全书所分的三大部分：从“旧典范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再到“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

　　如其“自序”所说，不管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有多少实质的转变，“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层次上”可见明显的“断裂和跳跃”。而中国思想界这一不安定期，便始于清道光年间。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变化的“起点”要早于一般视为近代史起点的鸦片战争。王先生从不同的侧面梳理向居清代学术正统的汉学（古文经学）在晚清的衰落和理学、宋学、今文经学等兴起这一中国学统的内在变化，同时他也相当关注时代社会外在语境的影响，以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考察世局对读书人的困扰以及后者的因应，使时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学术的关联互动得以凸显。在鸦片战争之前，已出现“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辙的士大夫”，王先生考察了其中的方东树、邵懿辰、汪士铎、太谷学派等上层和下层知识分子，这些人的种种变化体现出“旧典范的危机”，也代表着新时代的动向。

　　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贡献，盖道光年间处于学界一般认知的“古代史”与“近代史”之间，上无“英主”，下乏名臣，在政治史上已不甚得到重视；学术与思想更因承接乾嘉鼎盛时期之后，仿佛无多可述；恰似两幕高潮间的垫戏，盛宴初散席时的萧索，向来是清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专治近代史者，不少人在探讨中外交往时常常会上溯到18世纪的马戛尔尼使华，但对这一近在咫尺的转折朝代却近乎目不斜视。其实道光一朝史事的被忽视，会直接导致对此后变化的难以索解。当时不仅有太谷学派这样的下层知识分子在努力因应时代困局，晚明曾有过的“经世文编”恰在道光时期重现，那些士大夫的务实倾向恐非无因而至，正体现出朝廷对漕运河工一类世务的关注。转折已然出现，不过昔之治史者多视而不见。上述旧典范的危机则“设定了一个背景”，成为“以后诸篇文字发展的张本”。

　　在此背景之下，复有外力的冲击，便产生出“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路径未必不可见清末民初人最乐道的线性因果关系，但远更曲折而蜿蜒，“传统”自身“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与使用中获得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中改变它的风貌”。也只有将特定时代对“传统”主动的诠释和使用考虑进去，才能了解传统与那个时代的关系。而外力的进入也意味着新“思想资源”的出现，“概念工具”的变动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思想面貌。王先生主要讨论了晚清中国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正如他所说，“语言与概念非但表达了社会的现实，它也‘建构’了社会事实”本身。结果，西方的学说可能以中国的面貌出现，而中国当时的困境更能够逼使这类思想易于为人接受。像刘师培这样一个本可成为经师的士人不得不在艰苦时代中挣扎，集“反西化的西方主义”和“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于其一身之上。

　　深入剖析近代中国传统与反传统的关系是王先生多年研究的一个重点，近代外力的威逼促成了本来极为复杂且充满紧张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组与变化，文化的承担者也有种种复杂的反应，一些看似具有共相的表面现象之下其实隐伏着“多歧性”特征。同时，不少对立或冲突的思想和行为又无意中产生不谋而合的后果。近代中国思想史这一最复杂又最具挑战性的曲折演变经王先生的研究而逐渐为中西学界普遍接受，已成为近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走向。

　　文化的重组自然将历史记忆带入论域。以我孤陋的闻见，王先生似乎是汉语学术界最早讨论“历史记忆”这一问题的。清季士人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召唤重塑传统，结果是“国”与朝廷的两分和“君学”与“国学”的对立。“国粹”的构建既“是一个历史记忆复返的过程，也是选择性遗忘的过程”。而传统与现代复杂的纠缠也表现在私人领域上，本书虽然只收了一篇讨论“私人领域政治化”的论文，作者自谦为“有关这个现象的举例性探讨”；但从王教授对晚明清初的相关研究看，17世纪以降的中国“私人领域”恐怕是他近年相当着力的一项研究，也许我们很快能看到这方面的后续著述。

　　对儒家传统进行再诠释本是一些晚清士人因应内外乱局的努力，有时这类再诠释的工作因现实的逼迫而进行得太过急躁大胆，使学问一步步“工具化”，脱离了它原来的脉络并逐渐失去其自主性。反过来，近代中国“思想资源”?“概念工具”发生的变又作用于当时的思想界，推动、改变或型塑了从思想到学术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在体制上，废科举使千年以来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既突破了儒家正统思想的限制，也导致一部分八股文化下的旧士人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划时代的大变化。仕与学分途之后，做官不再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一些重要的新知识分子试图“为学问而学问”，为“建立一个学术社会”作出了持续的努力，这就是本书第三部分探讨的内容。

　　然而，在具体的学术研究方面，并不一定是“新知识分子”才具有新眼光，一些身心偏旧的读书人同样在讲究多元、强调变化的现代观念影响下与新人物一起开创了不少新诠释典范。王先生以傅斯年为中心，从多个侧面重建了“古史多元观”这一新学术诠释典范形成与传播的历程。但要求学术独立的努力又与希望以“主义”来指导一切的有力趋向伴生而互相冲突，同时，另一个曾经表现在“汉宋之争”中而始终不曾消失的紧张继续存在于新的“学术社会”之中：追求学术独立可能带来学术研究与现实致用之间的紧张，这似乎即是邵懿辰等重新诠释儒家传统所希望解决的问题。

　　本书与王先生其他著述一样，文字晓畅通达，辞足达其所欲言；既能关照今日西方学界思考的重大问题，又体现出作者对晚清学术传统内在理路的深刻把握，且所著皆“见之于行事”，并不以“空言”似的泛论出之，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必会成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研究的典范之作。

原刊《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