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 薇依。

苏珊·桑塔格（1963年）

　“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薇依

　　我们自由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文化英雄都是反自由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都是一些不厌其其烦的、强迫性的、不礼貌的作家，他们以强制力量来感染人--不仅以他们个人威信的音调和以他们的知识分子激情，而是以敏锐的个人极端性和知识分子极端性。这些作家都是偏执者、歇斯底里者、自我摧毁者，见证我们生活其中的可怕的、讲礼貌的时代。这几乎是一件关系到音调的事情；我们很难听信那些以不带个人感情的健全音调说出的理念。有些时代太复杂，太容易被互相矛盾的历史和知识经验震聋，以致很难细听健全的音调。健全变成妥协、退避、谎言。我们的时代有意识追求健康，却只相信生病的现实。我们相信的真理都是那些产生于受苦的真理。我们以作家受苦的代价多少，来衡量真理--而不是以与作家的言论相应的客观真理的标准。我们的每个真理都必须有一个烈士。

　　年轻的克莱斯特身上令成熟的歌德反感的东西--造就了克莱斯特的戏剧和故事的那种病态，那种歇斯底里，那种不健康的感觉，那种对痛苦的无边沉溺--正是我们今天所得视的。克莱斯特当年把他的作品送呈这位德国文坛元老时，是"打心底里下跪的"。今天，克莱斯特予人快乐，歌德的大部分作品则成为课室的闷蛋。同样地，象克尔恺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以及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起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

　　也许某些时代并不需要真理，而是需要拓深对实现的感觉，扩大想象力的疆域。拿我来说，我就不怀疑健全的世界观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但是，我们永远需要这种真理吗？对真理的需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真理的需要并不比对休息的需要强。一种扭曲的理念在知识上的冲击力可能大于真理；它可能更能满足精神的需要，而精神的需要是因人而异的。真理是平衡，但是真理的反面虽然不平衡，却不一定是谎言。

　　也就是说，我不是要宣称反对一种时尚，而是要彰显当代人嗜好极端艺术和思想背后的动机。我们所需要的无非是不要虚伪，而是要弄清为什么我们阅读并钦佩象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自从她的著作和散文集在死后出版以来，她已赢得数以万计的读者，但我难以相信有几个人是真正分享她的看法的。同样的，读者也不必分享西蒙娜-薇依与天主教会那种痛楚而无法实现的爱的关系，或接受她有关神的缺席的诺斯替教神学，或呼应她禁欲的理想，或赞成她对罗马文明和犹太人激烈而不公平的憎恨。同样地，克尔恺戈尔和尼采也是如此；他们的大部分现代仰慕者都无法也不会苟同他们的观点。我们阅读这类具有尖锐独创性的作家，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威信，为了他们严肃的榜样，为了他们作出自我牺牲去追求真理的明显愿望，以及--但只是不足挂齿的--为了他们的"观点"。就象邪恶的阿西比阿德斯追随苏格拉底，无法也不想改变他自己的生活，而是受到感动、得到充实、满怀着爱，敏锐的现代读者也是这样对某种不属于也无法属于他自己的精神现实的层面表示敬重。

　　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作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粗略地讲，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从美学角度而不是从宗教角度来理解圣徒的话）。这种夸张得近乎不合情理和近乎自残的一生--克莱斯特如是，克尔恺戈尔如是--也正是西蒙娜-薇依的一生。我想到西蒙娜-薇依一生那种狂热的苦行主义，她对快乐和幸福的鄙视，她那高贵而又怪诞的政治姿态，她那精心实行的克己，她对痛苦的不倦追求；我也不排斥她那种不厌其烦的说教，她在物质上的一团糟，她的偏头痛，她的肺痨。任何热爱生命的人，都不希望模仿她那种殉教精神，或希望她的孩子或任何他挚爱的人这样做。然而，只要我们热爱严肃，以及热爱生命，我们就会受其感动，受其润泽。当我们对这些人表示敬重，我们也就等于承认世界上存在着神秘--而神秘正是稳当地把握真理、把握客观真理所要否定的。由这个角度看，则所有的真理都是表面的；而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扭曲的真理、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疯狂、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不健康、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否定生命，正是贡献真理的、是生产理智的、是创造健康的、是增强生命的

《西蒙娜·薇依：穿越的光辉》

康晓蓉

西蒙娜·薇依于1909年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而且很富裕的犹太家庭，她的父亲贝尔纳医生知识渊博、聪颖过人，母亲薇依夫人也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女人，不仅聪慧机智，而且非常善良，乐与助人，有着崇高的志向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与她同时代的也是同学的另一位杰出的女哲学家波伏瓦说，重要的是为人们找到生存的意义，薇依说：不，更要紧的是让所有人有饭吃。有意思的是与之相比，波伏娃的家庭条件差多了。

薇依曾师从法国哲学家阿兰，17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出色地通过了大学中学哲学教师的资格考试。1931年到1934年，她先后到外省的中学任教。为了对世上的苦难有切实的体验，1935年她到阿尔斯通、雷诺等工厂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体力劳动。1940年到1943年，是薇依著述最多也是最重要的几年，1943年她因饥饿、重病死于伦敦郊区的修道院，她和工人、贫苦人一起劳动，革命，把每月工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穷人，自己的吃穿住用连生存都难以为继的最低标准。

在西蒙娜·薇依短暂的34年的生命里，她留下了大量的笔记、手稿，尤其最后三年，在马赛、纽约、伦敦，她对以往的劳动、战斗、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进行了理论总结，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等等。天才的哲学家、基督神秘主义思想家等称谓对她来说其实多么苍白无力，她就是光，一道穿越黑暗的幽光。无论后人怎么评价她，只要站在她的文字前，只要触及到她的生命，没有人能够再无动于衷、正襟危坐，因为那光清晰地照见了内心的阴暗，让人汗颜，沉思，并有血重新流动，我们得以朝向真的完全的路。

早在1934年，25岁的西蒙娜·薇依在希特勒上台后深入分析德国形势，完成《关于自由与压迫之原因的思考》。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里薇依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反思，她认为马克思提出的革命目标——发展生产力是人类解放自然而然地实现，而实际上，技术与劳动组织的进步既不能使生产不断增长，也不能削减人的力量。薇依指出，在反压迫的斗争中，被压迫的反抗若没有同时被粉碎，就只能导致压迫集团的更换和压迫形式的变化。革命本身有许多不足和弱点，革命是领袖、导师们的宗教，它只是把人的苦难作为理论来谈。薇依真是一针见血啊，这恐怕是为什么很多革命者后来反而陷入迷茫困惑，甚至感觉受骗的根源吧。不能否定领袖们的满腔热情，但那只是他们的宗教啊，这宗教里有人民，但人民的利益与其宗教的利益相冲突时，那肯定首先是自身的宗教。

“人民的鸦片不是宗教，而是革命。”薇依直捣偶像崇拜的本质——无数冠以绝对标签的相对事物来到尘世，居于灵魂与上帝之间。只要人尚不愿成为一无所是去拥有一切，人就需要偶像。“偶像是穴洞中根本的必然”，社会的偶像，不管以保守面目还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不管它是热爱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国家，最终要窒息并取代真正的神话传统。

在劳苦大众一起生活和战斗的亲身体验中，薇依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用过于简单的方法设计斗争的图表，简单到机械地把人的一切复杂关系都归结于阶级斗争。为此，薇依尖锐地指出，任何社会形态，哪怕是最尽于完美的社会形态，都不能消除人的不幸，不幸不同于不义，所以革命不能代替人的赎救，而只能掩盖不幸，忽略和看轻人的不幸，这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猛兽式的社会性的残忍。这样深刻的思考促使她从乌托邦式的理想革命转向爱的宗教，从而把爱的思考和不幸的沉思紧密相关。

“欧洲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薇依看到其间重要的因素——取消了宗教的问题——人应该永远直面的善恶之选择的问题。多少年来，人们运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一是“非宗教”的方法，即否认善恶对立，以“一切都平等”的原则把人与作为“定向努力”的人“本质本身”脱离开来，使人陷于烦乱。另一种办法是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在对伪装成神明的社会现实的绝对崇拜的意义上讲的宗教方法。这种方法意在划定善与恶这两个对立面“无权进入”的围墙，使人产生这样的幻觉：可以在监护人的围墙之外免除任何伦理责任。这两种方法都使欧洲分崩离析，后者造成专制的恶果。薇依探寻的是这两种方法之外的思路：神秘主义。她的神秘主义不是个人体悟或某种炫耀之物，而是“超出善与恶对立的范围之外，而这是通过灵魂和绝对的善的统一实现的”。

正是深沉而深邃的思考和对不幸者、卑贱者的爱，薇依趋向基督，认为《圣经》里的文字，是为着认识和表达人世间的不幸，这才是称得上美的文字。薇依清晰地看到社会是相对物和恶最适合的领域。她也知道，在这方面，超自然的心灵的职责并在于狂热地拥戴党派，而是站在被压迫者和失败者的一边，始终努力重建平衡。薇依甚至认为，历史的发展更多地证实了蜕化法则，而不是孔多塞式的进步法则。换言之，社会影响既是养料也是毒药。作为养料，它为个人像人那样生活、并同上帝会合所必需的内部装备；作为毒药，它夺走人的自由并在人身上取代上帝的位置。她感到必须超越政治才能真正得以自救。怎样自救呢？爱，不是世俗的理解的爱，是怀有对绝对精神、神圣精神的执著的爱。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理智必须由爱指引。如若上帝即我们期待之中的真理，惟有心灵才可触通。于此，帕斯卡尔言之有理：真理根本不存在于无爱的人身上。

薇依对爱的理解是和生活实践紧紧相连的，她认为不幸就像一颗钉向灵魂深处的钉子，爱是灵魂追求的方向，当灵魂被钉子穿透，钉在宇宙中心时，它仍朝向上帝。这颗由神圣的爱创造的钉子穿过灵魂与上帝隔开的屏障，使灵魂超越时空，来到上帝面前。在薇依那里，基督的世俗性和神圣性神秘合一，上帝无处不在，是无限小的黑芥子，田野里的珍珠，面团里的面起子，食物中的盐……上帝通过不幸道成肉身把神圣置入世界。面对二战的欧洲，薇依揭示出集权主义的特征是既拒绝一切又妄图充当一切。而上帝面对恶把自己双手缚住，剥夺所有一切类似世间的权力和威望的东西，他要人们在他身上只有热爱。这和卡尔巴特的《信仰之门》异曲同工，而这些思想薇依不是受某人所启，她毕业后就自觉地远离了“上流社会的人群”，与她同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名流名人很多，而薇依与之没有任何联系。

有人以为薇依不过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基督而已，那真是一种极大的浅见。薇依早就预感到人类最重要的东西是精神，即知识和爱。她极高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自然、社会科学知识，让她超越常言的基督教，坚持了大公信仰的意义。她认为包含真理的思想存在不同的宗教经典、文学与科学著作中，真理遵循不同的途径显示在人们的精神中。比如希腊几何学和诗歌、中国的道教、埃及的俄赛里斯教，印度的佛经等，都融合了基督所包含的真理。薇依始终拒绝受洗，拒绝参加宗教圣事，置身教会之外，但她坚定的信仰和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对上帝的爱和苦行殉难的精神，让她成为基督神秘主义思想史上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

可以说在具有崇尚形式、轻视信仰而又善待伪神偶像传统的无神地域，薇依用自己的生与死、血与肉铸成的信仰就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并因着饱满的绝对不息的爱，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躁动无着的人群中达到了另一种实在，并且超越了摧毁人类至高价值的各种虚无主义和唯物主义。

薇依坚信，真正天才的创作要求高度的灵性，若不经过内心严格的净化，就无法做到完美的表达。有人认为薇依的苦行主义偏执不可取，甚至汉娜·阿伦特都这种看法。站在最高峰上会使人目眩头晕。但是，如果光线会燃烧，这并不成为熄灭它的理由。

难道薇依对我们的意义就是光的仰望和天才的惊叹吗？不，记住她这句话：“历尽了数月的黑夜，我蓦然醒悟，并且永远相信，不管什么人，即使天资等于零，只要他渴望真理并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就会进入这个天才所有的真理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