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在英刊《伦敦书评》2008年10月9日发表文章，对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政府出台的救市计划的本质和美国左、右翼在这一计划中的立场作出了评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目前对于金融危机的反应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如一名当事人所说的：没有人真正知道该怎么办。原因是期望值是游戏的一部分，金融市场对于特定干预如何反应，不仅取决于银行和贸易者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该干预，甚至还取决于他们认为其他人会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此种干预。凯恩斯曾经把股票市场比作一场选美，你必须从100多张照片中挑选出一些漂亮女孩，“这不是按照某个人的喜好去选择所谓最漂亮的，也不是按照一般普通的意见去判断选择最漂亮的，我们到了第三层次，也就是我们必须发挥个人智慧去预测一般人观念中关于美的通常判断将会是什么？”我们被迫作出选择而又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就像约翰·格雷（John Gray）所说的那样：我们被迫像有自由那样活着。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文章中写道，虽然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达成共识，认为任何基于亨利·鲍尔森计划的救市方案都不可能奏效，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危机，政客们不可能不有所行动和作为。因此，我们只好祈祷这样一个混杂着各方特殊利益、被误导的经济学知识和右翼意识形态的协议，能够制定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奏效，或者哪怕失败也不至于造成太大损失的救市方案。他说的没错：因为市场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甚至还有对其他人的信任的信任），市场对于救市计划的反应不仅取决于救市计划本身的实际成果，还取决于市场对计划成效的信任。这样，即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错误的，救市计划也能成功。
自从危机发生以来，布什（George WBush）总统对美国人民的讲话内容和“9·11”之后的讲话内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他说美国生活方式正受到威胁，呼吁必须采取迅速和果断的行动应对威胁。布什两次都号召美国人民部分地牺牲美国价值（比如保障个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来挽救危机。
面对这样一个我们无法左右的灾难，人们也许常常会愚蠢地说：“不要光说不做!”也许我们一直以来已经行动得太多了，是时候该后退、反省和说点正确的了。确实，我们经常以讨论事情代替实际行动，但是有时候我们付诸行动就是为了避免去讨论和反思事情本身，比如说迅速投入7000亿资金去救市而并非去反思危机是如何爆发的。
9月23日，共和党议员吉姆·邦宁（Jim Bunning）称美国财政部的这个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救市计划是“非美国式的”，一些人必须承受这些损失。我们可以让那些作出错误决定的人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也可以让这种痛苦蔓延到别人身上。后者恰恰是财政部长要做的：把华尔街的痛苦分摊给纳税人……这个庞大的救市计划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它是金融社会主义，它也是“非美国式的”。
邦宁是第一个公开阐释共和党反对救市计划原因的人，反对救市计划的斗争在9月29日达到了高潮。这些反抗被表述为“阶级斗争”，也就华尔街（Wall Street）对主街（main street，喻意为普通人）的斗争：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这些应该负责任的人，而让普通人为他们付出代价？这不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道德风险”吗？由于存在保险，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法律或者其他一些机构会保护他避免任何由此行为引起的损失，这就是风险。比如我买了火灾险，我就开始疏于防范火灾的措施，甚至在房子亏本的时候把它烧掉。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大银行，不仅能受到保护避免过大的损失还能继续保证它们的利润。
救市计划遭到的批评除了来自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之外还来自左翼，这值得我们反思。在这次事件中左翼和右翼的共同立场就是：鄙视那些通过风险决策获利又在决策失误之后受到“黄金保护伞”保护的大投机商和企业经理们。在这一方面，2002年安然（Enron）公司丑闻可以被看作是对风险社会的一个讽刺性注脚。成千上万失去了工作和积蓄的员工被弃置在风险中，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但是，那些对风险知情、也有机会对危机进行干预的高层管理者，在破产之前通过将股票和期权套现将自己的损失最小化。因而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进行风险决策的社会里，真实的情况是有权力的人在作选择，相反其他人则处在风险中。
如果说这次救市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那么它也是比较特殊的：不是意在帮助穷人而是意在帮助富人，不是帮助那些借贷者而是帮助债权人。当“社会主义”用来拯救资本主义时，看上去是不错。问题就在于无法把主街的繁荣和华尔街的繁荣相分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置换的：对华尔街有利不一定对主街有利，但是华尔街境况不好则主街不可能繁荣，因此这种不平衡带给华尔街优先权。
反对“再分配”（通过累进税）的论据是它使富人变穷，而不是使穷人变富。然而，这种看来似乎是反干涉的态度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支持政府救市的论据：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穷人过得好些，但直接帮助他们会产生相反效果，因为他们不是能动的生产性要素。惟一需要的干涉手段是使富人变得更富，然后利润会自动分散到穷人的手里。投放足够的资金给华尔街，然后它最终惠及主街。如果你希望穷人有创业的资金，不要直接给他们，而是要帮助那些借钱给他们的人。这是惟一的创造真正繁荣的途径——否则，国家仅仅是把钱分配给需要钱的穷人却无视创造财富者的利益。
这种为富人所作的伪善辩护的逻辑非常容易反驳。问题在于只要我们困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就有一个事实：华尔街的崩溃将会实实在在地冲击到普通工人。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里支持救市计划的人与他们先前的左翼立场并不相冲突的原因。只有接受了共和党民粹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是民众和劳工阶级的事，而国家干预是剥削普通穷苦劳工阶级的上层阶级的策略这样的观点，才会产生立场上的不一致。
一般而言，强大的国家干预介入到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中去并不新鲜。崩溃本身便是这种干预的结果：在2001年，当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政府决定放松信贷政策来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事实上，一般来说政治决策决定着世界经济关系的结构。几年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马里的所谓国际“自由市场”的真相。马里的两大经济支柱是南方的种棉业和北方的养牛业，因为西方国家残暴地将相同的规则强加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使得马里的这两种产业都陷入了困境。马里生产的棉花具有很高的品质，但是美国政府用来资助美国棉农的钱比整个马里的国家财政预算都要多，因此马里竞争不过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北部的养牛业，欧盟是罪魁，欧盟对每一头牛一年的资助达到了500欧元。马里的经济部长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建议以及减少国家干预的互利经济的说教，只希望你们也遵守你们自己制定的自由市场规则，只有这样我们的困境才会终结。这时候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共和党人到哪里去了？他们不可能出现，因为马里的崩溃是美国所谓“本国利益优先”的后果。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市场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的运作从来都受到政府决策的调控。真正的困境不是“国家是否干预”？而是“什么样的国家干预”？这才是真正的政治：争取去界定支配着我们生活的条件。关于救市计划的辩论关系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特征，甚至正在动员起阶级斗争的幽灵。正如很多真正的政治议题一样，这是超越党派的。没有普适的纯客观专家立场：每个人都必须作出政治决定。
9月24日，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暂停了他的选战前往华盛顿，宣布应该搁置党派争议。这一举动是否表明为了解决关系到民众现实的难题，准备结束党派政治？当然不是，这仅仅是一个“麦凯恩前往华盛顿”的时刻。确切地说，政治是力求界定所谓的“中立”区域，这也是为什么麦凯恩的超越党派的建议仍是纯粹的故作政治姿态、披着非党派外衣的党派政治，有着把自己置于普遍非政治立场上的急切企图。还有什么情况会比“党派政治”拼命给自己罩上非党派面具更糟糕的呢？比如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全民代言人的位置，然后通过把对手刻画为特殊利益的代言人进而达到贬低对手的效果。
这就是奥巴马为什么拒绝麦凯恩提出的推迟第一次总统辩论是正确决定的原因，他进一步指出金融骤变的现状使得两位总统候选人关于如何处理危机的政治辩论显得更为迫切。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克林顿靠“笨蛋，这是经济问题”竞选口号获胜。现在，民主党需要一个新口号：“笨蛋，这是政治经济问题！”美国需要的不是更少的政治干预，而是更多。
[郑亚捷：清华大学中文系]
0 件のコメント:
コメントを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