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唯仁：两种现代性的故事 (一)

“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要付出新的努力，以在随波逐流的势力将要吞没传统之时，将其拯救出来。”[1]

　　大约15年前，中国知识界陷入了一场有关中国前景、过去及其现代困境之间复杂关系的激烈争论之中，正是在这个语境之下，汪晖便作为中国最有挑战性、最富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在学界崭露头角。之所以认为他的工作富有争议，就是因为，在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目标，而汪晖却始终如一地对此坚持着保留态度。他扬弃了那种对于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所进行的简单的道德批判，取而代之地，他自始至终寻求通过一种细致敏锐的历史分析的方法，来重新定义这场讨论当中所牵扯到的一切术语，而对于读者来说，这也是他的作品富有挑战性的重要原因。也恰是出于这个目的，汪晖花了10多年的时间，从其作为编辑、教授以及批评家的繁忙日程当中，挤出时间，完成了这样一部煌煌四卷本的作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在这部作品里，他从本质上重新思考了中国思想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然而，汪晖的这部作品并不仅仅是历史学和史料编撰意义上的一部巨著，它也同样具有真切的政治指涉。在本书结论的最后一句话中，他写道：“……现代性充满豪情甚至傲慢地加以拒绝的历史本身蕴含着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可能性和启示。”[2]以中国作为其着眼点，汪晖着力的就是书写这样一种历史。

　　汪晖整合了对于西方现代性的两种不同的批评，其中之一，是延续并发展了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的工作；另一种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与后现代传统下西方批评理论家们的思想。汪晖认为，中国前现代思想中的种种转变朝向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向，并为社会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现代性创造了语境，在这一点上，汪晖延续了沟口雄三的想法。之后，汪晖便转向西方的批判理论家，他指出，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与自由主义是现代性形式的两种未加批评的表述方式，因此，便不足以批判性地抓住与新全球体系相关联的结构性的支配力量。这第二步的分析使得汪晖如同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而非先前所认为的，是传统“封建主义”残余造成的问题。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我将会探讨由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框架并立而造成的一些含混，而且还要考察有关利用20世纪早期中国思想资源，以在现代性之外构想出路的复杂性。

　　汪晖的语境

　　汪晖在本书一开始便指出，他的目的不是在于书写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是要“通过对思想的历史解释，提供对现代问题的多重理解。”[3]汪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本书的写作，因此，通过落实到80至90年代中国话语的转变之上，我们便能获得对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构建“诸种现代问题”的框架的体认。20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政府推行旨在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后不久，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便自视为启蒙知识分子，并着力于完成国家的改革政策。而且，他们还接受了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分类方法，并由此提出，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已经退回到了封建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当今的知识分子应当重拾1919年五四知识分子的遗产，进行封建文化的批判。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这个范式下写了许多历史著作。在这类作品中，晚清知识分子被视为是不彻底的现代化倡导者，因为他们仍然保留着传统思想的因素；而相应的，更为西化的五四知识分子由于能够更为彻底地与传统决裂，因而便成为了褒扬的对象。

　　随着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不幸到来，上述的那种范式遭遇了危机。在中国社会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型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际，新一代年轻的批判知识分子也开始出现。很明显，这种社会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中国政府是在1991年之后才标志性地开始私有化进程的[4]。这个进程也伴随着知识领域的逐渐专业化，因此，这也加深了中国知识界与西方学院之间的互动程度。中国学者翻译了一大批西方学术著作，内容涉及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多种类型的自由主义。另外，六四事件之后，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前往美国继续他们的学习或研究，但是，在他们在外求学期间，耳闻目睹的美国政治令他们原先的幻想破灭，于是又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了中国。汪晖虽然并没有留学的背景，但是他的思想轨迹也表现了那种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知识变迁。这是由于他本人也是那一代中国年轻学者中间的一员，他们这批人，在80年代自由主义流行中国时接受教育，而在90年代又逐渐转变成为了现代性的批判者。

　　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使得知识分子们开始在与现代性的关系当中重新估价中国文化。简单地说，20世纪80年代，前市场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将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相联结，并把1919年五四启蒙运动看作是一条通往市场化的道路；而在9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又强调五四运动与毛泽东之间的连续性。这些知识分子们宣称，天安门发生的悲剧事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兴起，总体上都是五四激进主义遗产的结果，因此，他们吁求一种更为“保守的”发展途径，即强调市场改革而非政治改革[5]。由此，中国传统思想也被重新解释为一种能够与资本主义和人权并存的资源。

　　上述一系列社会与知识界的变革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如果要理解“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则应当将其放置于一个与国家有关的语境下，而非从一个文化的角度上去理解。譬如说，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讨论中国“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里，绪形康（Ogata Ko），这位支持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日本人提出，保守与激进这两个词在美国与中国的含义是完全相背的。在美国，人们将新自由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与哈耶克（Frederick Von Hayek）所分别持有的自由与小政府的哲学视为保守主义，而将更趋向于社会民主理论的罗尔斯（John Rawls）视为激进主义。绪形认为，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小政府的观点是激进的，这是由于他们反对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而诸如汪晖这类所谓的“新左派”们，由于重新强调国家意识形态，而应被视为是保守派。[6]在这种阐释下，中国对于资本主义的种种批评，事实上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原因在于，他们支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现存的政治结构。

　　汪晖的许多辩论就是针对中国当下知识界里两派——他更愿意将这两派知识分子称为新自由主义者与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争论的这一理解方式而发的。正是处于这场争论的语境下，汪晖援引西方批评理论并断定，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事实上是现代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更大范围内全球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社会主义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而且“不仅仅是中国思想家的特殊表现方式，还是现代性内部一种结构性对抗的反映。”[7]因此，汪晖强调，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的分类方法强搬硬套到中国，并就此作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批判性知识分子是一味支持国家权力的。

　　除此之外，许多属于所谓新左派的知识分子由于支持五四运动与共产党而遭到来自自由主义者的挑战。汪晖对此的应对方式非常独特，他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政治－经济的激进主义态度同那种对于中国传统的深切的敏感性联系了起来。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扩张与启蒙主义批评的双重压力下，汪晖所作的努力可以被视为是拯救中国思想于两者夹缝之间的行动，同时，他的努力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思想为对抗现代的现代性（或者说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