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格尼尼：我依然爱着克尔凯郭尔 吴万伟/译
他是哲学核心激动人心的、势不可挡的雷暴，他的蓄意挑衅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宝贵。
我是在十多岁时爱上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此后他就一直伴随着我的思想旅程，不过不是肩并肩而是总在我之前几步或躲在身后看不见的地方。或许这是因为他与我的其他伙伴格格不入。我研究哲学中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里面的文献异常丰富，而大陆存在主义者的固执的悖论不仅遭到怀疑甚至遭到公然的蔑视。在巴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或许宣称作者已死，但是在伦敦，哲学家没有生命迹象已经好多年了，他们尽可能地默默无名以便让论证自己说话。
发现你小时候的偶像现在已经死去往往令人忧虑，因为它提醒你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死掉。不过对我来说，意识到2013年5月5日是克尔凯郭尔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却是更多地提醒我意识到这位哲学家的永生。对一个一直预感到自己的死亡而且在43岁生日之前就已经去世的思想家来说，使用永生这个词有点奇怪。克尔凯郭尔是讽刺和悖论大师，在他之前两者常常被粗心地滥用而受到蔑视。他是个存在主义者，却比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e）早一个世纪；他比后现代主义有更强烈的后现代色彩；他是个宗教信徒，但他对宗教的攻击比当今很多新无神论者的攻击更加深刻。克尔凯郭尔不是当今时代的思想家而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与任何时代都相关，但注定不能充分适用于任何时代。
我爱上克尔凯郭尔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几年的学术训练让人的智力枯竭之后，年轻人往往被激动人心的新观点、新视野、新理解吸引到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之上。但是，年轻人的这种热情常常在逐渐成熟和清醒后有所减弱。我现在依然记得在学校图书馆哲学部浏览图书的情景。我曾经找到斯蒂芬·柯尔纳（Stephan K？rner）在1955年出版的Pelican版本的康德解读，看得我一头雾水。奇怪的是，哲学的深奥难解并没有让我远离哲学，反而比我遭遇的那点现实对我有更大的魅力。
克尔凯郭尔与其说是哲学沙漠中的绿洲倒不如说是哲学核心激动人心的、势不可挡的雷暴。一个17岁的孩子阅读他的书会一下子发现哲学和宗教不再是乏味和抽象的东西而是充满人性的亲切和兴奋。这部分是因为他的性格复杂，经历坎坷。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含有某种浪漫的、阴森的神秘感。他的名索伦‘S？ren’是拉丁语“severus”的丹麦语译文，意思是“严厉的”、“严肃的”、“严格的”等，而他的姓“Kierkegaard”有教堂庭院（churchyard）的意思，传统上与墓地（graveyard）有关。
他对爱情有深刻的认识，曾经与雷吉娜·奥逊（Regine Olsen）订婚，他在专栏中将她描述为“我心中的女王”。但到了1841年，也就是在法院工作四年后他取消了婚约，显然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给婚姻应有的承诺。他过于认真地看待爱情、上帝和哲学以至于他认为自己不能同时拥有这三样东西。
他是个打破旧传统的浪漫斗士，生活简朴，英年早逝，但并非因为沉溺于酒色而是陶醉于词汇和观点的像过山车一样的刺激和疯狂中。1840年代，他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仅仅在1843年就出版了三本杰作：《非此则彼》、《恐惧与战栗》、《重复》。
克尔凯郭尔还拥有任何伟大的浪漫的思想家的必要条件，那就是被自己的时代和社会所排斥。
但是，所有这些都处于忧郁的阴影之下。他兄弟姐妹七个中有五个已经死去，其中三位是在他母亲过世后的两年内去世的。这些悲剧强化了他父亲的宗教信仰，这位父亲痛悔自己受到了惩罚，因为在日德兰半岛的荒野（Jutland heath）诅咒上帝，也因为他对放羊娃的悲惨生活冷漠无情。当父亲告诉索伦这些时，儿子似乎不仅继承了父亲青年时期的罪恶也继承了这个诅咒。
但是，伴随着这种忧郁的是淘气的、讽刺的智慧。克尔凯郭尔是他那个时代丹麦最尖刻的批评家，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在1846年一家讽刺报纸《海盗》（The Corsair）发起了对他的系列人身攻击，嘲笑他的步态（他驼背得很厉害）以及他尖利刺耳的声音。克尔凯郭尔还拥有任何伟大的浪漫的思想家的必要条件，那就是被自己的时代和社会所排斥。他的传记作家沃尔特·劳瑞（Walter Lowrie）甚至于认为他应该为索伦这个原本受人欢迎的名字不再流行负责。他成了全丹麦人的笑柄，丹麦的父母往往警告孩子“不要像索伦”。如今，索伦森（Sorensen意思是索伦的儿子）仍然是丹麦第八个最常用的姓，但索伦作为名字甚至没有进入前50名。这就像英国有很多约翰逊却没有约翰一样荒谬。
所有这些都令我这个思想开放却头脑空空的17岁孩子无比痴迷。在争夺思想影响力的斗争中，艾耶尔（A J Ayer）的《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或威拉德·冯·奥曼·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词语和对象》（1960）怎么能与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疾病》（1849）或《人生道路的各个阶段》（1845年）等竞争呢？但是，更有趣的地方在于这场思想恋爱为什么在我不那么凭印象，不再是个年轻的无神论者后仍然持续下来了呢？
如果克尔凯郭尔是你的基点，那么你评判任何哲学的标准就不仅仅基于其论证多么令人信服而是它是否满足人类的根本需要或是否试图解释这个世界。哲学以自己能够挑战所有假设而自豪，但奇怪的是，在20世纪，哲学忘记了质疑从前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所有问题不过是继承了前辈提出的东西，并视之为需要解决的难题。克尔凯郭尔像接种了疫苗能预防这种空洞的经院主义。正如他在1835年在专栏中所说：
发现这么多所谓的客观真理，提出所有这些哲学体系，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做出评价并显示每个体系的不一致之处。。。但是，所有这些有什么用呢？如果真理冷冰冰、赤裸裸地站在我的面前，根本不在乎我是否认出她，在我的心里不是引起充满信任的爱恋而是一阵恐惧，她对我又有什么好呢？
比如，当我痴迷于个人身份认同这个哲学问题时，我吃惊地发现许多撰写该议题的作者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谈论它对我们的重要性。它不是存在问题而是常常变成了简单的逻辑问题或先验性的问题，一种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具体化的技术性操练，其目的是要辨认个人在时间的不同点之间作为同一个实体的条件。
甚至当我在撰写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身份认同议题的博士论文时，我从后门悄悄溜进了克尔凯郭尔的世界。在我看来，克尔凯郭尔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定义了这一问题。他说，人们陷入存在的两个模式或两个“空间”。“美学”世界是当下的世界，就是此时此地。“伦理学”世界是超验的、永恒的世界。我们不能同时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但任何一个世界都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自我是由无限和有限构成的，”或许更夸张的说法是我们的存在跨越了时间，能进入过去或者未来，但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落入当下的陷阱。
“伦理学”世界的局限性在当代人看来或许最明显。永生不过是个幻觉，因为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都是要死的。相信我们永生就是否认我们的动物性。所以世人越来越拥抱“美学”世界，但是这也不能让我们满意。如果当下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追求瞬间的欢愉，这些时刻转瞬即逝，让我们永远追逐虚空，试图抓住一闪而过的瞬间体验。物质世界提供给我们数不清的机会去获得即刻的满足却没有持久的满足感，所以人生变成了一连串的消遣和娱乐。难怪西方仍然存在很多模糊的精神追求：人们渴望伦理学世界却看不到美学世界之外的东西。
克尔凯郭尔用引起共鸣的格言抓住了这种迷茫的感觉，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世界：“‘无限’的绝望是缺少确定性，‘有限’的绝望是缺少不确定性。”因此，克尔凯郭尔将人类生存的难题定义为：如何以既能满足审美本性要求又能满足伦理本性要求的方式生活。笔者觉得这是人生的核心问题。
克尔凯郭尔显示认真对待宗教与反对宗教的几乎所有实际形式其实并不矛盾。
他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拥抱矛盾，在我看来就是热切地拥抱矛盾。他认为人造的上帝---耶稣基督这个形象同时具有有限和无限的特征，是唯一能解释人类生存的说法，这并不是因为它解释了人生的基本矛盾而是因为它拥抱了矛盾。要成为基督徒要求“信仰的飞跃”（leap of faith），但是没有理性和证据编织的安全网。
克尔凯郭尔对这一点的最伟大解释是他在《恐惧与战栗》（1843）中重新讲述了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亚伯拉罕常常被认为是信仰的典范，因为他如此信任上帝竟然愿意听从上帝的命令杀掉自己的儿子。克尔凯郭尔让我们意识到亚伯拉罕根据信仰行动不是因为他遵守了艰难的命令而是因为违背所有道德和理性没有用刀砍向儿子。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如果这是一个考验，那么通过考验的方法就是向上帝表明你无法听从杀掉儿子的命令，即使这意味着招致上帝的愤怒。如果你听从上帝的声音杀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你已经发疯或者中了恶魔的圈套，而不会认为你听从上帝的命令。所以当亚伯拉罕的信仰飞跃时，他告别了理性和道德。
与此相比，现代的信仰是多么乏味啊。当今的宗教辩护者说起信仰的力量和理性的局限性会喋喋不休，但是如果有人建议信仰和理性可能陷入紧张关系时，他们往往是第一个提出抗议的人。不是把宗教信仰看作一种特殊的大胆的信任，宗教辩护士现在更可能把无神论视为必须的，就像信仰对宗教是必须的一样。克尔凯郭尔清楚地看到信仰不是填补理性留下的裂缝的认识论石膏糊（Polyfilla）而是疯狂地跃过毫无理性的鸿沟。
这不是因为克尔凯郭尔对无法无天的非理性主义或相对论的主观主义感到内疚。只是因为他在使用理性时如此缜密以至于把理性推向极限。他只是在理性无法再往前走时才超越理性，只是在逻辑拒绝前行时才把逻辑抛到身后。
在多元主义的世界，根本没有希望去理解按照不同价值观生活的人，如果我们只从外面评价他们的话。
这种说法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失掉宗教信仰的10多岁的孩子来说非常具有说服力。克尔凯郭尔显示的是无神论或不可知论的严肃替代品并非人们普遍不屑一顾的宗教而是一种更深刻的承诺，它们完全抛弃了证明和证据的普通标准。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克尔凯郭尔的许多当今崇拜者都是无神论者。他是基督徒，却瞧不起“基督教世界”。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把人生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荒谬基础上，承诺于人类根本达不到的伦理标准。这是一个不间断的、在某种形式上也是没有希望的努力，永远在竭力实现根本无法充分实现的目标。没有什么比基督徒意味着什么的传统观点更多样的了：出生后受洗变成教徒，虔诚地到教堂礼拜和吃圣餐。若考虑到福音中耶稣花费很多时间批评当时的宗教仪式却从来没有建立替代性仪式，可以说制度化的基督教是个悖论。克尔凯郭尔显示，认真对待宗教与反对宗教的几乎所有实际形式其实并不矛盾，而这一点是当今无神论者和信徒都应该注意地方。
面对当今有关宗教的辩论，克尔凯郭尔一定会感到既可笑又惊骇。他会觉得双方都是像羊群一样行动，坚持集体形成的意见，不愿意摆脱地方共识。太多的基督徒捍卫的碰巧是当时文化中的基督教形式，他们本来应该更加怀疑教会真的代表宗教创始人的教导。而太多的无神论者也同样聚集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科学方法等图腾，似乎那些是世俗世界观的支柱，其实它们不过是当时引起关注的焦点而已。
奇怪的是，克尔凯郭尔对“当今时代”的批判不仅对我们来说非常及时，对未来的读者可能仍然如此。他的批判不仅限于宗教观点，在1846年他写到“我们的时代基本上是理解和反思的时代，完美没有激情，瞬间爆发的热情很快就陷入长眠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激情是把个人的包括理性在内的整体自我带入行动中去的东西。当今更常见的是一种多愁善感的主观性，任何东西都变成你的感情或个人故事；或者是一种冷漠的客观性，研究者的动机和利益被认为无关紧要。克尔凯郭尔坚持认为我们应该超越这种主观/客观的选择，承认诚实的思想研究要求我们真诚地尝试看清事物的真相，同时真诚地承认人的本性、信念和偏见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的认识。
这种核心观点在他用笔名出版的著作中表现得最详细。克尔凯郭尔的许多最重要著作并没有署他的名字。《论反讽的概念》（1841）的署名是约翰尼斯·克里马库斯（Johannes Climacus）；《恐惧与战栗》（1843）的署名是约翰尼斯·德·塞勒恩特（Johannes de Silentio）；《重复》（1843）的署名是康斯坦丁·康斯坦提斯（Constantin Constantius）；《非此则彼》的署名是维克多·埃里米塔（Victor Eremita）编辑。这不是某种顽皮的后现代恶作剧。克尔凯郭尔非常清楚根本就没有中立的“客观”角度，据此可以评价生活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替代性方式。相反，你需要进入一种哲学中才能看到其吸引力和局限性。所以，要看到为什么“美学”世界的日常生活不足以让我们满意，你需要看到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是多么不满意。这就是为什么克尔凯郭尔从生活在当下的人的角度去写作，以便显示出这个世界的生活是多么空虚。同样的，如果你想理解凡夫俗子生活在永恒世界的不可能性，那就要从那些试图生活在“伦理学”世界的人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
这个途径让克尔凯郭尔的许多书读起来回味无穷，既是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真是美妙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采用笔名的方法让克尔凯郭尔创造了一种把客观性和主观性结合起来的做法。我们从主观的角度看待事物，因为它们真的是那个样子，这就实现了一种客观性。这是我们当今时代需要再度学习的教训。最彻底的客观视角不是从主观性抽象出来的：它是结合了许多主观视角的视角，它们都是相关的和需要的。
这也提供了想象力和理性之间的联系。一个无法进入他人视角的超然的理性不能做到充分地客观，因为它无法了解人类经验的真实世界的整个领域。克尔凯郭尔教导我们关注立场的内在逻辑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它们如何经受住外部的审查。
这在当今比在克尔凯郭尔时代更加重要。在多元主义的世界，根本没有希望去理解按照不同价值观生活的人，如果我们只从外面评价他们的话，从我们想象的所谓客观视角但实际上掺假了我们的主观性。无神论者需要知道有宗教信仰真正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通过反对上帝存在的论证，那毕竟不是信仰的基石。谁也别指望理解像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除非他们试图从这些国家内部看待这个世界。
但是克尔凯郭尔最具挑衅性的信息或许是论述自我和论述理解世界的著作都要求你的整个存在，而不能仅仅是高度分化的学科研究。其人生和著作都具有深刻的伦理严肃性，同时也具有很多好玩的讽刺性因素。这个特征在当今已经丧失，我们似乎害怕过于认真地看待自我。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讽刺是一种手段，我们据此进行严肃的自我反省，同时没有丝毫的傲慢自大：“讽刺对于个人生活就如怀疑对于科学一样重要。”今天，讽刺是一种回避严肃的自我反省的方式，依靠的是相信自己不屑于此，这是一种谦卑外表下的优越感。脸上长着粉刺，心中充满愤怒的青少年或许最喜欢年轻的克尔凯郭尔，但是对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两百岁的克尔凯郭尔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作者简介：
朱利安·巴格尼尼（Julian Baggini），作家和《哲学家杂志》的创始人。最新著作是与安东尼亚·马卡罗（Antonia Macaro）合著的《精神科医师与哲人》（The Shrink and the Sage）。
译自：I still love Kierkegaard by Julian Baggi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