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抄

辽·《伎者歌》 百尽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出典未确

马内阿《流氓的归来》

“希特勒时期，一个顺街狂奔的尤太人被另一个尤太人拦了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跑。你没听说吗？希特勒刚刚下令，每个有三个睾丸的尤太人都必须切去一个。气喘吁吁的奔跑者回答。可你有三个睾丸吗？另一个问。噢，他们先切再数，奔跑者边跑边喊道。”

1882年，易卜生在致斯卡乌兰的信中说：“具有奴隶的灵魂的人，是不会运用他所拥有的自由的。挪威是个自由的国家，但居住着不自由的男人和女人。”

梦露生前曾说：“他们觉得因为你出名了，他们就有权走上来对你说任何话，什么话都有，他们认为这不会伤害你的感情，就好像他们是在和你的衣服说话一样。”

安兰德说：“言论自由是指政府不得对公民的言论采取制止、干涉或惩罚的行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个法律不适用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只适用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确保政府不剥夺公民发表言论的权利。”

一个兔子没命地狂奔，路遇狼，狼说，你跑那么急干嘛？兔子说，他们要逮住我，给我钉掌。狼说，他们要逮住钉掌的是骆驼，而不是你。兔子说，他们要是逮住我钉了掌，你看我还怎么证明自己不是骆驼。

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缺陷，而是一种道德缺陷

“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

英国政治学家瑞格比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中说“哈维尔是惟一真正意识到极权主义实际上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合作者与同谋。”就是阿伦特所谓的“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页8—9》）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以利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页179》

那是1967年2月，布鲁希尔在纽约巴德学院退休前的告别演讲时提到苏格拉底，他认为，“苏格拉底更加看重的是与人的关系，并且将其区分为三种类型：同自己的关系——哲学，同其他人的关系——伦理学，同人类的关系——政治学。所有这三个领域彼此息息相关，没有一个能够独立地为其他所包含，而且人总是处于中央的位置。”（《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页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