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吹书2

斯嘉丽研究──《飘》，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但是米切尔小姐的真正成功在于对斯嘉丽·奥哈拉的描写。这是一个缺乏几乎所有美德——除了勇气之外——的女主人公。她是个活生生的人物，这个斯嘉丽，自私，毫无原则，冷酷无情，贪婪，且自以为是，但她却是个硬骨头。

值得为之而战──《丧钟为谁而鸣》，欧纳斯特·海明威著

这个书名源自约翰·多恩的诗。书中的第一页上有这样的诗句：

“没有人是孤岛，或完全的自我；

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海洋的一片；

如果泥土被大海冲走，欧罗巴总能留住；

如同一个海岬，如同他们的朋友，

任何人的死亡都消磨着我，

因为我如此关注众生；

因此别让人去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正是为你敲响。”

这是一个精妙并且贴切的书名，因为书中充满了死亡的威胁和生者对它的态度。

本书的有些场景比他以前的任何描写都要好。其中某些场景，如在巴比洛的家乡共和军战士惨遭屠杀，法西斯分子如何把一排排的群众鞭打至死并扔下三百尺深的悬崖山涧中，法西斯分子如何从市政堂的祷告中把人们一个个赶出并杀死，具有如同某些戈雅的绘画一样的震撼力。

被信仰毁灭的人──《中午的黑暗》，阿瑟·凯斯特勒著

在这篇精细微妙的小说中，作者有力地解释了莫斯科对叛国罪审判之谜。这本小说突破了常规局限，可以作为有关政治哲学的讲义来解读。但是这种评论不会吓着书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它具有戏剧般的力量，充满温暖的感情，而且说理简单有力。它像一部传奇剧一样引人入胜。它完全不同于那些表面上作为小说，实质上是对某种话题作出评论的书。它并不着眼于审判的背景因素，也不以透露秘密取胜，也不避开对东方人心理的概括。审判在外表上具有那种特别的俗丽的俄罗斯特征，但实质上是讲述实用的专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民主思想的碰撞。

小说的中心人物鲁巴乔夫是被斯大林清洗掉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小说以1938 年他被逮捕开始，而这逮捕是他一直就预感到要发生的。他并没有犯他后来承认的任何一种罪。照我们通常的标准，他是无辜的，但他在内心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为什么？因为在过去40 年中，他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使用不管多么可怕的方式，来为实现其抽象的目的而斗争。当怀疑开始潜入这种人的头脑，当他开始问自己：为了实现革命目的，是否应以人类如此之大的痛苦为代价时，他知道自己有罪过。而他明白，他有这种人文主义异端思想，就必须以被处死作为惩罚。作者以其聪颖，顺着鲁巴乔夫的思路，得出了最终的、感人的自白：“我不再相信我不可能犯错误，所以现在我不知往何处去。”

虽然这是一本监狱小说，它并没有沉溺于对压迫环境的细致描述。鲁巴乔夫并未受到野蛮的对待。一旦他的罪过在苏维埃体系下被确定无疑，最重要的，也是最感动人心的戏剧环节在于他是在公开的审判中承认自己的罪过，还是在沉默中死去。

这一问题掌握在两个从事调查的法官手中，他们是伊万乔夫和格雷金。他们想要鲁巴诺夫对公众承认自己的罪行，因为他是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如果不加解释就把他清洗掉，会对人民士气产生不利影响。伊万诺夫自己也是老布尔什维克，能抓住鲁巴乔夫的思想要害。伊万诺夫主持了前两次审讯，通过势不可挡的逻辑，他让鲁巴乔夫明白了自己尚未意识到的问题。他让鲁巴乔夫明白：自从后者被德国纳粹囚禁两年释放回来后，他就开始不满了，鲁巴乔夫本来有资格在国内得到一个重要职位，但他立即要求出国去执行一项新使命。“你大概是在这里感到不自在，对不对？在你不在国内的几年内，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显然不赞同。”一旦鲁巴乔夫承认他不喜欢对老同志的清洗，他立刻落入了陷阱。因为按照俄国人的思维方式，内心的不满肯定会导致公开的反抗。

伊万诺夫和鲁巴乔夫玩弄着一种精心设计的游戏。他竭力让鲁巴乔夫回忆起自己以前接受了党的纪律，并试图劝说后者自己承认犯了错误。事实上他成功了。但党内认为他对待鲁巴乔夫太慈善，于是将他枪毙了。最后一次审讯——在鲁巴乔夫已同意承认错误之后——是由格雷金主持的。这次审讯是一次漫长的，微妙的折磨。它的任务是根据鲁巴乔夫的坦白给他安上具体的罪名。很难说清这两人斗智过程中激起的兴奋感；这么说就够了。“他俩已达成了一种默示的同意：如果格雷金能证明指控本质上是正确的——虽然__这种指控是逻辑上的抽象的东西——那他就可以随意添加缺乏的犯罪细节。”

但是在格雷金表面上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时，鲁巴乔夫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再次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在理智上他同意格雷金的观点，但在情感上他承认，人类很可能不应该顺着逻辑走到底——“只有理智很可能象一个有缺陷的罗盘，它引导你踏上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最终目标在迷雾中消失。”

《中午的黑暗》的强大吸引力在于其强烈的悲剧性的讽刺。鲁巴乔夫虽然在作完深深打动人心的最后告白后被枪决，但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压迫他的当局，而是他自己。（哈罗德·施特劳斯，1941 年5 月25 日）

建筑大师──《源头》，爱恩·兰德著

    它成功地塑造了“创造者”和“二流货色”的形象。

    兰德小姐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反对集体主义，“二流货色的圭臬，古代的猛兽”，它们将人们的智力降至“下流的水平”。她为个性唱了一曲赞歌。

     她使用了滑稽模仿、讽刺、还原等手法来刻划这些二流货色。她的人物都经过了浪漫化处理，以大于生活实态的方式来展示善与恶。

    

鼠 疫──《鼠疫》，阿尔贝·加缪著

这场瘟疫因此便成为一种研究对待其态度的实验室。在牧师看来，他起初认为这场瘟疫是上帝为消灭现代生活的邪恶而给予人类的天谴，随后，他不再这么自负，而是将它当作一场对基督教徒接受可怕苦难能力的测试。而在新闻记者拉姆伯特看来，它意味着与他所爱女人离别。对塔卢而言，它成为实现他纠正一件他一直知晓的社会中心不公正事件热情的场合。而在柯塔达看来，它提供了个机会以逃避正义惩罚并可实行他的阴暗市场行为。

在阐释这些态度的过程中，加缪显示出了他最罕见的品性，那就是仁慈，它的同情心使得这部小说不至于成为简单的小册子说教，并将它拔高到了艺术的高度——这种同情心还在他的人物间建立起了关系。

他所做的就是陈述这样一些人头脑中的痛苦：他们，由于是自由党，便在过去的10年里支持了反和平主义运动，而现在又发现自己身处强大但却散漫组织的西方与东方的极权国家之间。他所提出的问题就是：难道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吗？难道他们所处的位置现在还没有停止著名的“自由党困境”阶段吗？它们还没有成为所有人类的最主要条件吗？有时，提问比起提供原因来要更为有效。

崭新的新语言──《一九八四年》，乔治·奥威尔著

《一九八四年》却是一部纯粹的恐怖作品，这种恐怖瞬间即至、震人心魄。

《一九八四年》这本书也是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奥威尔用来发泄其道

德和理智上的愤懑的，但是它却又不仅仅如此。它也是——毫无疑问许多忠实的自由主义者将被这个障碍绊倒——奥威尔在发泄他对英国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的怒火，尤其是——也许看上去微不足道——对当今英国灰蒙蒙死气沉沉的气氛掩盖了战前温和文静的生活的强烈不满。

1984 年，世界分裂为三个超级大国——伊斯特国， 欧罗巴国和大洋国。欧罗巴国影射了“受俄国影响的欧洲”，而大洋国则“影射了受美国影响的不列颠帝国”。英国在书中被称为“机场一号”，首都是伦敦。英语则被变形为一种叫做“新语言”的东西，这是一条具有破坏性的官僚术语，它的目的在于把单词量减至最小，这样最终将没有任何工具帮助人们思考国家颁布的概念以外的东西。

《一九八四年》是今年最新的一部小说，它了解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事情，是对爱克顿爵士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最有力的印证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