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思想史研究的开场白：葛兆光老师论学术研究

编者按：这是葛兆光老师《思想史研究课堂讲演录续编》中的开场白，从内容上看，大约是博士生课程“思想史著作选读与研究”这门课程的引论。本文内容大致是一些学术研究的问题和注意事项，其中所做出的一些批评使我深受触动，希望将此文与大家共享。（尤其是本文的结语部分）由于我在网上未能搜索到电子版，故而全文为本人手打，如有错误，敬请指出。另，本文第三节是介绍本书（本课程）几讲的具体内容，我就懒得打出来了，请各位包涵。

咱们这个课，叫“思想史著作选读与研究”，主要是给博士生开的。

本来，我觉得研究生本不必上这种我讲你听、耳提面命的课，因为是博士生了嘛，都有自己的领域与专长。要搁在汉代，做了五经博士，那比唐宋以后的进士还要高一大截呢，一国也没几个。何况你们都各有各的领域，说到那些领域，老师也未必知道多少。所以，我只是选几种海外学者有关思想文化史的著作，和大家一块儿读。然后通过读这些著作，讨论一些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大问题。

一、博士生的学术视野：应当有多宽？

在大学里面，博士生应当学点什么？这个事儿值得讨论讨论。我总觉得，这些年我们的大学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学，意图好像不很清楚，大家都云里雾里，整个儿一个蒙。上课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爱讲什么讲什么。有的博士课内容，听听好像和本科课差不多；有的本科课，到好像开博士专题研讨课。去年，我提一个说法，也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叫“给本科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

这话怎么说？就是说，大学、硕士和博士教育，你得依据不同目的，分出不同层次，适应不同人等。千万别都一锅儿烩了，瞎浪费别人的时间和精力。

比如历史学科吧，我会建议本科生去读一些好的概论通论类的书，加上参考资料汇编一类的东西，为什么？为了让他们既有一些常识，又懂一些文献。如果要求高些，那么在史料上，你最好除了《史记》和《通鉴》之外，再仔细读读《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读通鉴论》等等。在论著上，你最好看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钱穆的《国史大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等等。当然，如果你对思想史有兴趣，我会建议你读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是干啥呢？就是让学生学会，不仅仅依赖那几本新编的教材，被那些充满意识形态的套套给套住。也别一头钻进细节或枝节里面，弄得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几年我注意到，有些很好的学生，容易学这一路，一上手就钻进一些偏僻的史料笔记里，最后剑走偏锋，把饾饤当专门，然后以一知充百知。

那么，对于硕士生呢？我会建议他们多读一些经典文献和经典著作，了解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好多年来，我特别想开，但又没有准备好的一个课，就是和学生一起系列地细读、辨析和讨论前辈学者的经典论著。比如王国维的《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通过读这篇文章，了解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和传世文献的两重证据法，通过这篇文章本来就有后来被删去的《余论》、和后来成为《殷周制度论》的那篇文章，来了解王国维的考证背后有什么大问题的思考，再看看当时学界的古史观如何，国际的中国古史观如何，这样你才能知道，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考证，为什么这篇不长的文章，就能成为学术史的经典。又比如，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这篇文章也值得我们细读，在读的过程中，我们要全面了解1930年代，中国学界对于道教史研究的状况，了解这篇论文如何吧道教放在中古最重要的政治、地域、家族、文化背景中研究，怎样开创了一个典范，从而了解中古宗教史研究的问题点在哪里。

那么，博士生的课呢？我想就是“视野”最重要，这个视野既包括你观看的领域要广阔，也包括你观看的位置要站得高。你要尽可能地去了解“国际行情”，让自己去“华山论剑”，不要“门槛后面耍大刀”。当然，这话要两面说，一方面是你得融入国际学界，因为现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学问”了呀，陈寅恪讲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冶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所以你不能闭门造车，得参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另一方面，则是促使博士生，在自己，尤其是中国文史研究领域，在了解国际学术之后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立场、角度和方法。要知道，如果你们没有自己的角度、立场和问题，你的问题就可能“化”在“全球”里面，而无法自立了。钱穆当年也说过，“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之眼光，来发现中国史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这两方面不能偏废，也许说起来都很虚，但其实很重要。

这是我关于这个课的第一个想法。

二、文献，学术史、国际学界：为什么三面应战

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谈谈，为什么如今做学问得三面应战。

第一、你做学问，得接受历史文献资料的挑战。

不用说，你要熟悉种种历史文献资料。就说思想史、文化史吧，它的范围很大，仅仅中国古代宗教信仰这一块，儒道佛之外，还有古代三夷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同民间信仰，这些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考验你的耐心，特别是，这些文献资料并不是现成的摆在那里，就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让你随意挑拣的，而是你得在更庞大的文献资料堆里去慢慢找，过去的老词儿叫“披沙拣金”，你得找到有用的资料，前人没有使用过的资料，还得鉴别这些资料的真伪。我以前说过，所有的文献资料，可能都经过四重筛子，首先，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可能经过某些带有某些意图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挑拣；其次，可能是经过传统上层精英带有文化批评的论述；再次，还经过政治意识形态有意识的删减和增加；最后，它又经历了水、火、战乱的等等历史的淘汰。你怎样穿越历史和政治，找到新资料，重写思想史和文化史，还真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思想史和文化是领域，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各人用的资料都差不多，特别是有的人习惯了Google和Baidu，什么事儿来了，就在网上一搜。其实网络资源对任何人都是以一样的，你聪明也罢笨也罢，电脑一敲，出来的都一样，素以大家一样，根本没有自己的特色，也没有融入思考，更不是有意义的“选择”，倒常常是无意义的“堆垛”。有的资料，你用我也用，说不清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要知道是资料上没有新开拓，往往论述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史料一旦有新发现，论述就自然会发生变化。所以发现新史料，是学术进步最基础的一步。举两个我自己熟悉的例子，关于中古时期道家公开的以性事为核心的“过度仪”，经历隋唐宋明，历史资料就差不多都散佚了，幸好从零零星星的资料中，还勉强可以勾勒出来它的过程，人们才知道中古中国的宗教里面，会有这种“不文明”的宗教仪式存在；又比如说，如果不是一块《唐中岳沙门释法如行状》石碑和敦煌文书《传法宝记》的存在，禅宗神秀、慧能相争六祖衣钵的故事就可能被相信为历史了。所以，你首先得面对的就是思想史文化史文献资料本身的挑战。

第二呢，就是得回应学术史的挑战了。

就从有了大学、有了期刊、有了规范算起，现代学术已经一个世纪了。这一个世纪里，你研究的题目，不大可能没有人做过，你不可能是横空出世，前无古人，所以你就得看看这一百年来，别人在这个领域做了些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他们是怎样一步一步推进的。然后才能说明，你在结论上、资料上，是否可以比他们多一点是什么，这就是学术史的回顾，博士第一章，就得先交代这一个。大家看理工科的论文，这一点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是我们人文学科的学位论文，也许还远不够。当然，从，1990年代起，有很多人在做学术史，可是，很多人把学术史做成了学者或者文人的心灵史或感情史，最多是思想史。为什么？因为很多号称做学术史的人，并不真的懂学术。像王国维，你老是讲他在颐和园昆明湖一跳，是殉大清国还是追寻意义，老是引用陈寅恪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把王国维说成是思想先驱，精神楷模，却不讨论他的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那不是“学术”的历史；又像陈寅恪，你总是纠缠在他的人生与命运，他的政治立场，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他早年对欧洲东方学的知识、对敦煌与佛教之学之重视，和对历史语言之学的运用，不了解他对后来中古国家家族、族群、地域、宗教的把握，怎么算得上是“学术”的历史？

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刚进入一个领域，就以为前无古人，让我想起古人那句话，“见到一个小土坡，便上，却以为是一览众山小”。其实你仔细看，前人没有开垦过的并不多，谁让你在现代学术已经积累百年的时代？话说回来，因为你可以站在前人肩膀上，往前才可以看得更远，往后才可以检讨前人的问题，过去虽然有一百年，但人文领域却像福柯讲的，常常要回到起点，因为这个领域是需要不断“脉络化”的，但历史一旦“脉络化”久了，就得“去脉络化”，因为以前那个脉络是经由某种观念的系统化和条理化，所以就得要你用新的资料、新的观念，把它打散再度组合。我一直用一个比喻，就是过去的历史系谱，就好像大姑娘的头发，已经被某种意识形态编成一条粗大的辫子，如果我们不怀疑它，以为历史就是那一根大辫子，倒也罢了。可是你要重新书写历史，就得“去脉络化”，让历史从那固定的大辫子中解放出来，回到披头散发的时代，重新用你反省和检讨过的观念去编新辫子，也许是另一根大辫子，也许是新疆式的好多辫子，或许是传统的两根大辫子，这样历史就不一样了。

我举一个常常被检讨的例子，就是“中国哲学史”。要搞清楚“中国哲学史”这个概念，就要从根上说起，你得搞清楚，当年“哲学”这个概念工具，是怎么被晚清明初学者从日本引进来的？这个新的概念工具怎么重新整合和塑造了中国古代思想资料？它又怎样经由谢无量、胡适、冯友兰、胡汉民等等的解释和使用，形塑了“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还衍生出后来很正统很革命的中国哲学史？你要了解这些，可能你要看很多资料，得细细想其中的问题，然后把一些看似具体的学术争论嵌入这个学术史里面去。比如，从胡适和冯友兰关于老子年代的 争论，到后来胡适对于冯著中国哲学史的批评，你到底如何评价？这涉及研究中“哲学”倾向和“历史”倾向的差异，有人说是汉宋之争，究竟是不是？这也涉及中国哲学史中，儒家和佛教、道教孰轻孰重的价值判断问题，有人说是“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究竟是不是？又比如，你一定会读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吧，这是确定冯著中国哲学史地位的一份重要文件，常常被人引来引去。可你觉得应当怎样理解呢？陈寅恪是真的那么肯定冯著哲学史吗？如果是，那么在上册的审查报告里，他为什么先说古代“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又说现存文献古代文献“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只能用艺术家的想象和欣赏的眼光和精神来帮助重建，再说虽然要有同情的理解，但是“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这里是褒是贬？最后陈寅恪既说“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又说这种有条理和系统的整理，“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又是为什么？如果你再读另一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他这样反复说佛教和道教的问题，甚至说儒家学说虽然制度法律公私方面影响甚大，“而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不如佛道二教者”，那么，他对胡适批评冯友兰的意见（即“正统的”哲学史），是否有点相似的默契？

可是，如果你连前人做的什么，怎么书写历史，为什么这样写，都不清楚，怎么可能证明你没有抄袭和剽窃，怎么能说你的研究有新价值，给学术界提供了新东西？

第三，现在的人做学问，还得面对国际学界的质疑和竞争。

关起门来充大王，这谁都会。问题是，现在门打开了关不上了，你研究“中国”，他也研究“中国”，你看中国的文献，他也看中国的文献。不要说现在互联网上资料，一Google就来，就是过去一百年，人家深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得也不比你差。当年胡适、傅斯年、陈垣这些人，都对日京（京都）和法京（巴黎）的汉学很吃惊，觉得人家成了中国研究的中心，还发愤要把这中心夺回来。道理很简单，当中国成为了大家共同的研究领域，你就不得不和东洋人、西洋人较长论短。自从传教士以来，西洋人就有研究中国的习惯，数的出来的欧洲大腕儿，像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戴密微，一直到谢和耐，美国后来居上，影响巨大的，也有像费正清、列文森、芮沃寿、牟复礼、史华慈、杜希德，而日本明治以后，无论东京的百年枯寂，还京都的内藤湖南，后来的宫崎市定，到刚刚去世的沟口雄三，都提出了很多解释中国的概念和设想，像什么“尧舜禹抹杀论”，什么“唐宋变革论”，什么“亚洲史”，什么“前近代”等等，你都得面对，不能闭了眼睛说，我不理睬你们，我自己玩儿。如果你做的是现代学术，你就必须得知道，在这个领域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

我一直强调，，外国的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可能和我们不太一样。所以这些外国学者有很多来自他们学术、思想和政治的问题意识，这当然和我们不同。不过，你也要注意，他们有一些方法、角度和关注的点，也是需要我们学习的，你看孔飞力的《叫魂》，你会不会觉得这种观察清代政治与社会的方法很特别？比如你看到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你会不会对他批评的“冲击——反应”论和“帝国主义”等等有所认识，而对他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有所反省？至于像罗友枝以来，一直到“新清史”如欧立德等人的论述，除了某种隐藏的政治意识形态，你是否也觉得讨论满族及周边民族在大清帝国的认同问题，仍然有一定的意义。

我不是说你非得在SSCI、AHCI上发表英文文章，现在的“中国研究”领域，早已不是你中文和华人自己玩儿的世界 了。我曾经和几个老外聊天，他们也常常看中国国内的文史刊物，曾经提出三点疑问，一是为什么你们的学术论文，使用的概念术语都很笼统模糊，二是为什么你们那么容易阅读汉文史料，但论文里用得还是那些老掉牙的资料，三是你们为很么不看我们老外的研究，甚至也不看你们国内的研究，论题总是重复来重复去？我无言以对，所以我希望你们拓宽眼界，所谓博士生之“博”，可能是博士生期间最需要培养起来的素养。

三、从实招来：关于这门课程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内容

（本节从略）

结语：一点感慨

现在中国大陆的文史学界，有很多进步，也有很多毛病，大家都看到大问题，是底线太滥，平庸当道，学风不正。对于博士生来说，我也要先讲点不好听的，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很有危害也很容易犯的弊病，大概有几类，当然病根儿不是来自学生，而是来自我们当老师的人。

一是“追逐时尚”。有些人不愿意想傅斯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取下死功夫熟悉历史、文献，平时使用的资料，只是转抄自别人的著作，或者少量早已经咀嚼烂了的选本，又只是依傍某种时尚的理论与概念，稗贩转来的译文体字句，硬把不通的两面靠口水念起来，半通不通，全是空口说白话。但是因为它好像很“前沿”、很“流行”，没准儿还得到三两个洋人喝彩，于是，一些年轻的博士生很容易受影响。二是“伪装旧学”。有的人，现在很喜欢标榜自己是做“旧学”、做“经学”、做“考据学”，文章写得像老学究一样，看上去很“东方”，甚至很“中国”。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长袍马褂包装起来的伪传统学问，以批判面目出现的新时尚。最近我就发现，以前某些某头没脑地追逐西洋新潮的人，居然也转回头来说什么“汉语学术”，也侈谈什么“发现中国”，害得有些年轻人也觉得，只有这样才找到组织了，做出一副脸说话都带文言的样子，这很可怕。三是“文化大话”，有的人不能把学术研究和社会评论做合适的区分，常常把学术上东鳞西爪得来的一些知识，当成支持他们进行社会或文化评论的基础，又以社会和文化批评的影响力来包容学术，看上去似乎有关怀有抱负，特别是因为经过媒体包装和渲染，能够哗众取宠暴得大名，所以会让一些学生特别羡慕，事实上，他既扰乱了学术领域的独立性，又丧失了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现实感，学术成为了自己做社会批评的机关炮，而批评又成为了保护自己学术不受严格检验的保护伞。四是用一知充百知，搞“高调酷评”，一些人以所谓学术批评为借口，拿自己知道的那些犄角旮旯的饾饤知识，当了放大镜，在人家身上到处找毛病，找到一点儿就无限放大，如机关枪一样横扫过去，所谓柿子找软的捏，一阵猛批。以确立自己裁判或警察的居高临下，却从来不认真做自己的事，只是因为媒体效应，而轰动一时。

上面这四种毛病如果合在一起，既得到制度的护航，加上投合某种意识形态口味，在得到媒体支持，有三两个喝彩，那么也许会有人跟风，这样中国学术界将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这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也希望这只是杞人忧天的牢骚

 （摘自《思想史研究课堂讲演录续编》，题目为摘录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