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阿多诺：为什么宣传能奏效？

西奥多·阿多诺：为什么宣传能奏效？

西奥多·阿多诺 吴万伟 译

一、情感与群体
我们受情感支配。一个情绪激动的人可以被诱惑做出无助于自身利益的决定。蛊惑人心的宣传就是煽动人们情感，然后诱惑人们做决定的艺术。
情感是缺乏理性的。在《笛卡尔的错误》中，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认为情感涉及到在没有时间进行认真推理的条件下快速决策。1 情感不是“坏”思考，不过是在信息有限情况下最轻松的思考而已。如果爱的情感让一个人保护其社区，那他做出最好的决策，节省了重写柏拉图《理想国》的精力。在需要做出快速的、异常复杂的决策时，情感也可以发挥非常宝贵的作用。
一旦大脑中的情感中心遭到破坏，决策过程就受到影响。达马西欧讲述了弗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故事。此人失去了负责情感的左前额叶皮质。盖奇有能力进行逻辑思考，但情感上受到影响，无法做出合理决策。情感不是尴尬时代的野蛮倒退，而是遭到误解的生存特征。
情感体系还可以被激发，就像“神秘眼睛”海报上的深度感知。一个人一旦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而激动起来，他可能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决策。蛊惑人心的宣传平常靠的基本手段就是混淆和欺骗。2
我们必须区分宣传和革命。宣传操纵群体但并不寻求改变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宣传不过是追求权力，而革命则要改变人的基本价值观。革命行动要求不断的、系统的宣传，我们这里暂且不表。
对大部分历史来说，群体观察家还没有认识到大脑的生理学，但他们明白情感的用途。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他1890年的著作《乌合之众》中回顾了领导者是如何娴熟地利用合适的情感带领民众，但从来不求助于理性。乌合之众的操纵者只需要赞同民众的观点，重复他们的观点，通过聚集人群来传播这些观点即可。
可操纵的最好情感是那些基本情感如饥饿的恐惧、家人或圈内人的威胁、死亡恐惧等。性是让思维短路的最佳手段。3 这些是引起种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性革命”的根源。
人群中的个人智慧根本无法阻碍人们受到操纵。我敢肯定读者知道许多本来聪明但不思考的人。群体有同样的缺陷。
勒庞认识到挑动情感就是求助于人们的最根本价值观。要操纵他人就需要与他们交流，这意味着理解他们的文化。群体对形象最容易做出反应。如果宣传家能够激发美好东西的文化记忆（民主或者自由）和糟糕的（大屠杀或者奴隶制）的文化记忆，然后把这些形象和自己的信息联系起来，群众就会跟从他，并感到这样做是合理的。这些文化形象的真正历史或它们与领袖信息的逻辑联系就无关紧要了。
文化是群体成员相互交流和理解的方式。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会用同样方式与其他语言交流。强大的宣传家了解不同的族群，能够用不同的方式给人讲话。4
勒庞认识到最难操纵的群体是那些对相互拥有强烈感情和责任的人。这些群体往往是同属一个文化、种族或者职业背景。而相互之间联系很少的多样化的族群是最容易**纵的。这些群体的成员是孤立的，他们对其他成员不承担责任，也不相信他人会保护他们，所以单个成员在无条件服从领袖的时候感到最安全最强大。
勒庞是个有经验的游客，在全世界看到同样的模式一再重复上演。没有普遍性的文化，但确实存在着操纵文化的普遍方式。

萨德确实有点反常，但他很诚实。他承认“放荡”对国家的用途。他很恶毒和自私，为了得到权力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六十年代的《性革命》（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就是追随萨德的著作。4 每次革命的结果都造成个人对国家的更多依赖，如单身母亲对福利国家的依赖或被管教的不良少年。需要依靠政府生存的人被告知要投票支持政府，他们是弱者。
强者拥有对自己文化的爱，愿意保护它不受伤害。文化反映了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共同的文化帮助人们相互交流，认识到自己是谁。5 攻击一个群体的文化将破坏成员之间的联系，使人们陷于孤立。
强者是独裁政府的包袱。独裁者希望臣民容易控制，因此会鼓励人们中破坏文化的行为，使其养成一些习惯从而更难再造强大的文化。
这里有个思想实验：如果我是独裁者，我想改造臣民---让我们坦率地承认吧，就把他们称为奴隶，我要做下面的事：
鼓励借债和放纵地消费，这样我的奴隶就没有经济能力。我还要通过输入劳工促使奴隶“保持竞争力”以确保他们永远驯服。
我将用自我破坏性理想如赞美吸毒和犯罪的文化取代如教育和道德高尚等建设性理想。
我将鼓励奴隶永远不结婚，如果他们和大家族之间关系紧张就会赢得赞扬。
我将教育奴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遗产感到羞耻，鼓励他们扔掉。我将资助那些强化其孤立性并与过去割裂的艺术。让他们用我设计的语言谈论自我。我将设计一个永远衰弱的次文化。
我要确保每条街道的拐角处有一个妓女，任何人只要有欲望就可以找到发泄对象。我将把性扩展到所有人际关系中，驱除人们探索性快乐的所有顾忌。
我要建设一个“歹徒流氓”和“欲望都市”的文化。
我不喜欢人们特别有创新精神。柏拉图承认雅典人的“弱者价值观”使得他们软弱，所以遭到斯巴达人的征服。这是2500年前的事了。
柏拉图的天才在于看到了艺术和教育可以被用来阻止文化堕落的过程并破坏独裁统治。艺术必须教育人们尊重令他们强大的东西。柏拉图希望建造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民族，当国家侵犯其利益的时候，拥有反抗的手段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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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Gustave Le Bon, 2002. Dover Publications. ISBN 9780486419565
[2] Republic, Plato, 2004. Barnes & Noble. ISBN 9781593080976
[3] Justine,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and Other Writings, Marquis De Sade, 1990. Grove Press. ISBN 0802132189
[4] Libido Dominandi, Sexual Lib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trol, E. Michael Jones, 2000. ISBN 1-890318-37-X.
[5] What is Art?, Leo Tolstoy, 1996. Penguin Classics . ISBN 0140446427

三、艺术和教育

柏拉图的天才在于看到了艺术和教育可以被用来阻止文化堕落的过程并破坏独裁统治。。当柏拉图撰写《理想国》的时候，雅典还在斯巴达人的征服下，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独裁政府的折磨。1
不是询问自己同胞的受害者状况，柏拉图提出的问题是雅典人自己做了什么招致他人的征服。他问道“什么能够让雅典人成为强大的民族？”

柏拉图想通过复兴雅典文化修补破碎的雅典体制。他想建立一个在多数时间都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政府。他认识到只有得到众多农奴支持的强大的、高尚的军人才能有时间和条件制衡统治精英。柏拉图看到普遍的民主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不知情的民众的投票会排除那些有资源管理政治的人。在柏拉图看来，普遍民主是走向独裁的垫脚石。
柏拉图希望确保遏制雅典的贪婪不会削弱军队中产阶级。他建议“集体生活”作为限制妒忌和内斗的手段。财富、妻子和孩子被看作该阶级的财产。
亚里士多德看到这个建议的错误。他批评柏拉图在政治上的天真。所有权和独特性是让人们喜欢某个东西的本质。柏拉图的共同体中只能产生冷漠和冲突。但亚里士多德认为集体生活对农奴阶级是很好的，因为冲突不断使得他们更容易控制。4
这些观察的综合是用艺术和教育控制民众。读者朋友，这是现在社会工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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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public, Plato, 2004. Barnes & Noble. ISBN 9781593080976
[2] What is Art?, Leo Tolstoy, 1996. Penguin Classics . ISBN 0140446427
[3]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Gustave Le Bon, 2002. Dover Publications. ISBN 9780486419565
[4] Politics, Aristotle, 1932. Translated by Arthur Rackha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ISBN 0674992911

四、反向演奏音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观察显示可以用艺术和教育控制民众。1 亚里士多德还鼓吹工人阶级过集体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方式能引起冲突从而使得他们更容易被控制。2
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就对人性做出了基本的观察：所有权让人们关心物品。没有所有权就没有责任心。没有了对人和物的责任心，个人就变得软弱和孤立。3
亚里士多德的观察让人们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新的认识。马克思、列宁、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肯定清楚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那么他们推动群众集体生活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呢？
人道主义不是他们的动机，控制才是。
在1942年，罗斯福创设了一个情报收集机构“战略服务处”。该机构是绕过陆军、海军和联邦调查局的现有情报渠道，专门为总统服务的间谍组织。该处和英国的军情六处具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其功能之一是宣传的开发和传播。1947年该处变成了中央情报局。
战略服务处是罗斯福的大政府自大狂的分支。最终，罗斯福不得不将其行动分割开来，但电台宣传部（黑色行动）仍然在他掌控之下。4
罗斯福是家境优越的社会主义者，并得到纽约的强大支持。罗斯福希望有一个像英国那样好的宣传部门，但同时应该能反映他的思想感情。他雇佣了一帮位于法兰克福的共产主义者思想库“社会研究院”的难民知识分子。他们现在普遍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富裕中产阶级专家组成的，他们曾经从魏玛德国的衰落中获益。有些人积极参加和领导了社会民主党运动，但所有人都对德国的社会主义不像列宁及其同志设想的那样激进而感到失望。法兰克福知识分子（以下简称法兰克福人）指责西方文化给德国无产阶级洗脑了，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起来造反。
法兰克福人的痛苦还有其他理由。布尔什维克因为得到纽约和德国合作者的支持能够在俄国巩固其权力。6 法兰克福人支持列宁的努力。列宁的旧部（布尔什维克）在1236年失掉了权力，斯大林把他们从克里姆林宫中清洗出去。法兰克福人需要得分，所以很高兴帮助罗斯福的社会再教育运动。
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是被称为“批判理论”的攻击西方文化的宣传风格。该理论是对逻辑和理性的否定。反对法兰克福政治信息的东西都是“非逻辑的”，使用理性和分析就是思想压迫。7 西方人坏，其他人好。
当然，“批判理论”不是思想运动，而是完全遵循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控制的观察的宣传运动。法兰克福人不是求助于理性来证实所发表的信息，而是不断重复这些信息，等待群众高呼“西方文化必须滚蛋”的口号。8
法兰克福人也是萨德的学生。他们推动把弗洛伊德理论应用在阶级上，把性引进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中。他们鼓吹性倒错的行为作为转移家庭生活 “压迫”和婚姻模式‘剥削’的方式。西方文化，欧洲遗产-欧洲人是地球上人类苦难的根源，唯一的解脱是人人都变成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萨摩亚人。
法兰克福人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勒庞和萨德的大杂烩，以一种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反的方式腐化西方人，使其去道德化。法兰克福人及其后裔是在反向演奏音乐。
这种倒退的完美例子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和战略服务处工作人员）使用了柏拉图的“奴隶暴君”的观点。柏拉图看到“奴隶暴君”是最终的欺骗，类似于弑亲：暴君释放奴隶，然后利用他们压迫自己的人民，那些把暴君送上台的人。
马尔库塞掉转枪头对准“奴隶暴君”的观点。在马尔库塞看来，西方文化被一帮想和自己的母亲睡觉并杀死压迫他们的父亲（弑亲）的孩子发现的。这些孩子因为内疚重新确立了父亲的专制地位，结果就是欧洲人。马尔库塞预测西方暴君将在一个宣泄的事件中被摧毁: 少数民族和妇女将起来造反，摧毁西方文化，从逻辑和理性中解放出来，创建一个模糊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将由法兰克福知识分子来领导。马尔库塞称这种“宣泄”是“受压迫者的回归”。
罗斯福聘用了几个法兰克福人组建了长期稳定的宣传队伍，按照国际社会主义路线重新教育欧洲和美国。战略服务处和中央情报局的资源都被利用来在全世界传播这个真正革命性的但在道德上虚弱的信息。
法兰克福人对基本信息总是保持准确，但是根据谁提供资金支持，相应改变语言和范围。
在三十年代的欧洲，他们得到阿根廷粮食商人的儿子费里克斯·韦尔（Felix Weil）的支持。此人的支持枯竭以后，法兰克福人变得迫切需要资金支持。
到了1938年，大部分法兰克福人被迫来到美国。他们得到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支持，最后得到罗斯福和后来的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法兰克福的信息合成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理想。
在三十年代，法兰克福人认识到家庭作为个人和权威国家的影响之间的障碍的作用。9 他们注意到父亲在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降低导致儿子从国家身上寻求权威。法兰克福人看到这是危险的情景，因为这似乎不会导致他们渴望的社会主义的出现。
来到美国后，法兰克福人认识到罗斯福是个与他们志趣相投的人，革命对他们的事业来说是有害的。宣传的重点发生改变：现在法兰克福人宣称霸道家庭塑造权威人格。法兰克福人建议政府采取措施，教育孩子们要学会“宽容”10。来美国后，马尔库塞全身心地拥抱“物化”，通过道德堕落使人孤立，坚定地认为这是进入乌托邦的垫脚石。11
在30年代，法兰克福人研究了什么人可能支持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拥有“革命”人格。政治上右翼的受访者是“权威人格”，中间派人士是“矛盾人格”。12
在美国，在被称为“偏见研究”的著作为新读者对人格类型进行了修改。（这套丛书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马尔库塞在位战略服务处工作期间所写，不过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付钱）现在，法兰克福人这样描述“民主”人格：与家庭或种族群体的纽带薄弱，对偏离常规的行为保持宽容。新政支持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被认为“民主”色彩更浓厚。反对罗斯福政府观点、强烈依附家庭、或关心性道德的人成为“反民主”的人，即亲法西斯分子。不是教育民众成为革命者，法兰克福人想教育美国人更“宽容”和更孤立。13
在欧洲，法兰克福人排斥理性、科学、数字分析和形式逻辑，把它们视为压迫性的西方文化工具。只有在帮助霍克海默等人所鼓吹的社会革命情况下，这些工具才能成为“好东西”。14
当法兰克福人开始为罗斯福工作时，修改了自己的信息：科学现在被用来证明任何反对罗斯福观点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偏见研究》试图使用“科学”方法和数字分析来证明头脑简单的道德政治学的可靠性[15]。结果是伪科学，但具有更高的宣传价值。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战略服务处、中央情报局合作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们的著作如何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及海外的冷战宣传努力。
中央情报局最大最著名的行动是在“文化自由大会”旗帜下组织起来的杂志和会议的国际网络。16 该大会在1950年到1967年由麦可·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在麦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和尼古拉斯·那伯柯夫（Nicolas Nabokov）的帮助下组织成立。这三人组合宣传政治上‘左派的’或者社会主义的音乐、写作和视觉艺术但坚决反对斯大林。该大会遵循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品味，其领导成员在1942-43年加入了战略服务处（现在不清楚法兰克福人什么时间停止为‘黑色行动’工作的，如果曾停止的话。）
1949年，在文化自由大会具有吸引力的时候，负责德国事务的美国高级专员和中情局特务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在法兰克福大学为霍克海默安排了一次特别讲座。霍克海默写到，在监督美国反偏见工程对德国产生的影响上，法兰克福的前哨基地是必要的。17 在1950年，麦克洛伊资金支持重建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院，领导人就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法兰克福艺术观的原则之一是和谐和美与西方社会格格不入。18 因此，任何真正的艺术必须表达冲突和丑陋的东西。19 勋伯格的破碎音乐和毕加索故意扭曲的绘画被认为是真正艺术的最好例子。表现主义（20世纪）也属于这个类别。20
文化自由大会资助了保持法兰克福理想的作品。在艺术节上展现的艺术家名字读起来就像细目清单，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革命的潜力：勋伯格、欣德米特（Hindemith）和阿班贝尔格（Alban Berg）在1952年巴黎的‘20世纪大师’作品艺术节上被获得“最高价”。属于阿多诺支持的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现代’画家被炫耀地展示为‘美国’文化。毕加索本来可能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如果中情局特务有能力让他像画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做的那样声明放弃对共产党的忠诚。（相反，毕加索为约翰叔叔举办了展览会）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二战后与中情局有密切联系，因此也与“文化自由大会”有密切关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是美国国会本来可能不支持的社会主义艺术的管道。21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不断推出的许多乏味的展品表现出法兰克福学派支持的特征。它喜欢的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的很多作品对西方社会来说是“糟糕的”艺术，如果按照柏拉图和托尔斯泰的定义的话。这些作品没有强化传统美国或者欧洲的文化或者理想，而是一系列破碎的、尖刻的社会主义观点。
在美国，阿多诺继续分析电视节目，以便找到1950年代初期不易觉察的社会信息。法兰克福世界观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枯燥无味的电视节目上仍然清晰可见。
许多法兰克福知识分子在远离美国大学体制之外安了家。在为战略服务处和中情局服务后，他们返回到“象牙塔”，被给予待遇优厚的工作。赫伯特·马尔库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布兰迪斯、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列奥·洛温塔尔（Leo Lowenthal）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霍克海默返回到法兰克福大学，在那里他们的门徒继续确认、重复和传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中情局的金钱把法兰克福的信息弹射到欧洲和美国的教育体系的各个角落。
罗斯福的创造---战略服务处，后来的中情局---不是右翼组织。该组织推动了左翼观点，反映了罗斯福和他的团队的政治倾向。中情局/战略服务处甚至没有形成自己的宣传信息，但复活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部分内容。法兰克福人在富兰克林开始第一次监督之前已经拥有了早已成型的议题。
法兰克福人带来的是西方经典文学的伟大方面。他们仔细阅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很多方面接受了这些作家的结论。法兰克福人也阅读了萨德和勒庞，认识到他们与柏拉图的相关性。从对这些观点的综合中产生了社会控制的思想体系。具有讽刺味道的是，法兰克福人间接地重新确认了他们在著作中公开贬低的遗产。
作为罗斯福和手下开创的稳定社会控制的结果，当今美国拥有了一种独裁。我们的领袖隐藏在虚假的选择、炮制的两难和政治口号后面。我们的领袖不关心自由、民主，除了自己外根本不关心他人的生活质量。他们关心的只是控制、控制、和控制。
这种控制方法不是独创性的。美国人面对的斗争和文明一样古老。但了解那些被用来对付我们的文化和心理武器非常重要：真理将让我们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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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public, Plato, 2004. Barnes & Noble. ISBN 9781593080976
[2] Politics, Aristotle, 1932. Translated by Arthur Rackha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ISBN 0674992911
[3]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Gustave Le Bon, 2002. Dover Publications. ISBN 9780486419565
[4]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merica's first intelligence agency, Michael Warner C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200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s/foreword.htm
[5]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Martin Jay, 1973.
[6] Wall Street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tony C. Sutton, 1974. Arlington House.
[7] Eros and Civilization, Herbert Marcuse, 1974. Beacon Press Boston. ISBN 0-8070-1555-5 [8] Any book published by member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will provide a rich reference for Le Bon style propaganda. Perhaps the most flagrant examples of this propaganda can be found in: Prophets of Deceit: A Study of the Techniques of the American Agitator by Leo Lowenthal and Norbert Guterman, 1970. Pacific Books Publishers.
[9]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Max Horkheimer, 1936.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Translated by Mathew O'Connell in Critical Theory, 1972, Herder and Herder Inc.
[10] Social Change and Prejudice, Bruno Bettelheim and Morris Janowitz, 1964. Free Press.
[11] Eros and Civilization, Herbert Marcuse, 1974. Beacon Press Boston. ISBN 0-8070-1555-5
[12]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ur Sozialforschung. Max Horkheimer et alia. 1936 Paris: Librairie Felix Alcan.
[13]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eodor Adorno, Else Frenkel-Brunswik, R. Nevitt Sanford and Daniel J Levinson.
[14] The Latest Attack on Metaphysics, Max Horkheimer, Zeitschrift fur Sozialforschung vol. 6 1937. Translated by Mathew O'Connell in Critical Theory, 1972, Herder and Herder Inc.
[15] Studies in Prejudice is a collection of five smaller books which were written as part of a task force funded by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nd headed by Horkheimer:
Dynamics of Prejudice: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of Veterans, Bruno Bettelheim and Morris Janowitz 1950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Nathan W. Ackerman and Marie Jahoda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eodor Adorno, Else Frenkel-Brunswik, R. Nevitt Sanford and Daniel J Levinson.
Prophets of Deceit, Leo Lowenthal and Norbert Guterman. 1949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Paul Massing. 1949
The prototypes for these texts were made available to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in 1944.
[16]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Francis Stonor Saunders, 1999. The New Press.
[17]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Martin Jay, 1973.
[18] Eros and Civilization, Herbert Marcuse. Beacon Press Boston 1966
Why is the New Art So Hard to Understand? Theodor Adorno, 1931. Translated by Susan H Gillespie in Essays on Music, edited by Richard Leppert. 2002 ISBN # 978-0-520-23159-7
[19]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usic, Theodor Adorno, 1932. Translated by Wes Blomster in Essays on Music, edited by Richard Leppert. 2002 ISBN # 978-0-520-23159-7
[20]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Schoenberg, Theodor Adorno, 1955/67. Translated by Susan H Gillespie in Essays on Music, edited by Richard Leppert. 2002 ISBN # 978-0-520-23159-7
[21] Abstract Expressionism, Weapon of the Cold War, Eva Cockroft, 1974. Artforum, Vol. 15 No. 10, June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