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英〕格雷厄姆沃拉斯著 朱曾汶译

Graham Wallas (31 May 1858 - 9 August 1932)

内容提要（导言，第１页）

　　政治学的研究目前正处于令人不满的境地。
　　在全欧美，代议民主已被公认为最佳政体，但是那些对代议民主的实际作用体会最深的人却常常感到失望和忧虑。民主并未扩及非欧洲种族，而在过去几年里，许多民主运动已告失败。
　 这种不满已导致对各种政治体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晚近的政治著作对人性的各个因素却甚少注意。从前，政治学主要是以人性概念为依据的，但是由于１９世纪初期教条主义政治学家声名扫地，现代政治学研究者引以为戒，竭力避免做任何能使人回忆起他们过去所采用的方法的事情。因此，心理学的发展虽已改造了教育学和犯罪学，而政治学却依然故我。
　 然而，人性研究被忽视可能只是政治思想的一个短暂阶段，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个阶段行将结束。

　（第一部分——第一章——政治中的冲动和本能——第１３页）
　 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须克服政治学传统以及一般人的心理习惯所产生的那种“唯理智论”。
　　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所作出的理智推理，而且也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所修正的意向。只要留心一下诸如个人喜爱、恐惧、嘲笑、财产欲等冲动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可以明白了。
　　我们的一切冲动和本能如果是“单一”的，其直接效果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是“第一手”的，与我们早期的进化阶段相联系，其永久性的效应也会大大增强。
　　在现代政治中，我们从报纸获得的感情刺激一般都是单一的，然而是“第二手”的，因此来得容易，去得也快。
　　一种感情或冲动的经常重复往往是令人苦恼的。政治家像登广告者一样，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而这又与人既需要隐私又难忍受孤独有关，我们必须据以调整我们的社会格局。
　　政治感情被许多人同时在身体紧密接触情况下体验常常会强化到病态狂热的程度，但是英国的政治状况不常产生这种现象。
　　国际政治的未来主要看我们是否对属于一个和我们不同的种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憎恨本能。这个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但是许多往往被说成是这种本能所产生的事情似乎是起因于其他被联想修正了的更普遍的本能。

　　（第二章——政治实体，第３９页）
　　政治行为和冲动是人性与其环境接触的产物。在政治家所研究的时期内，人性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政治环境却以与日俱增的速度发生变化。
　　我们的环境中那些引起冲动和行为的事情是通过我们的感官传达给我们，并由我们对其重要意义的本能的或后天的了解从众多的感觉和记忆中选择出来的。在政治中，被认识的事情多半是人自己做的，我们对其重要性的了解不是本能的，而是后天的。
　　认识往往附属于象征，这些象征取代了更为复杂的感觉和记忆。政治中有些最困难的问题产生于在推理中有意识地使用称为“词”的象征与这些词在激发感情和行为方面多少有点自发的和下意识的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其重要性曾被联想确定的政治象征可能有它自己的心理发展过程，与它原来所象征的事实的历史无关。这一点可见诸国家和政党的名称及标记，而更清楚地见诸“茶叶”或“肥皂”这类商品的历史，这些商品在它们将要象征的物体生产或选定之前已经被广告变得风行一时。一个政治家的见解改变得极其迅速，他的声望、他所属政党的名称或者他所控制的报纸的传统特色却改变得极其缓慢，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产生道德上的麻烦。

　　（第三章——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第６８页）
　　唯理智论的政治思想家们常常不仅假定政治行为必然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推理的结果，而且还假定一切推理都属于同一“理性”类型。
　　在川流不息的心智经历中，要严格区别理性推理和非理性推理是困难的，但是人据以形成其政治见解的许多半无意识过程是非理性的，这一点却是清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可以信赖非理性推理，因为非理性推理在被大量偶然的巧合强化之前，不会产生有意识的见解。但是，魔术师和其他研究我们的非理性心智活动过程的人能够巧妙地利用它们，使我们产生荒唐的信念。经验主义的政治艺术主要在于通过故意利用下意识的非理性推理来制造舆论。推理过程可能超过发动该过程的政治家所期望的程度，它在一个被动消极的报纸读者心中和一群最激昂的人中都可能发生。

　　（第四章——政治推理的材料，第７９页）
　　但是，人能够推理而且确实也在推理，虽然推理只是他们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一。希腊人制定的有效推理规则主要是用于政治的，但是事实上推理在政治学中比在自然科学中难度更大，成就更小。主要原因在于推理材料的性质。我们必须选择或制造可供推理的实体，正如我们选择或制造实体以刺激我们的冲动和非理性推理一样。在自然科学中，这些选择出来的实体有两种类型，要么是完全相似的具体东西，要么是些抽象的特质，根据这些特质，本来不相似的东西可以作精确的比较。
　　在政治中，第一种类型的实体是无法制造的，政治学家们不断地探索第二种类型的简单实体，某种可以当作政治估计的精确“标准”的因素或特质。这种探索至今未获成功，而生物学的类推表明，当政治家像医生一样避免使材料过分简单化，并立志在推理中使用尽可能多的关于人的类型及其个别差异和环境的因素时，就最有可能获得有效推理的力量。生物学家已经表明，关于任何一个类型中的大量个体差异，只要按照连续的曲线而不是作为同一的规则或任意的例外加以排列，就能被记住。另一方面，人性因素可能以连续方式排列，但如果将环境因素也以同样方式排列，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历史研究不能等同于生物学研究。政治推理的方法，也具有题材过于简单化的传统。
　　在经济学中，方法和题材原本要简单得多，但自从杰文斯时代以来，“定量”方法已逐渐取代“定性”方法。政治学中类似的变化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有些政治问题显然是可以从量的角度来论证的。其他问题量的因素不太明显。但即使是最复杂的政治问题，富有经验和责任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从量的角度加以思考，尽管他们用来获得结果的方法往往是无意识的。
　　不过，当所有的政治家都从唯理智论假设着手时（虽然也有些政治家半无意识地养成量的思维习惯），许多人由于幻想破灭和反感而彻底抛弃了政治。培养政治家需要完全有意识地阐述和接受那些学过就毋庸抛弃的方法。
　　这样一种有意识的变化正在各皇家委员会、国际会议以及其他必须把大量专门搜集到的证据加以归纳并作出结论的团体和个人的工作中发生。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词汇，即使不是用数字表示的，现在基本上也是定量的。
　　然而，在议会演说中，过分简单化仍积重难返。

　　（第二部分——第一章——政治道德，第１１６页）

　　但是，政治学中的这些变化以何种方式影响政治力量的实际动向呢？
　　首先，政治思想家和作家摒弃唯理智论的政治概念迟早会影响实干政治家的道德判断。一个年轻的候选人对于同那些其愿望和见解他试图影响的人的道德关系会有一种新的认识，并从这种新的认识开始工作。就这点而论，他会从一个至今只有那些被经验变得玩世不恭的政治家才有的立场着手。
　　如果我们的新知识的结果仅限于此，政治道德可能变得更糟。但是变化将会深远得多。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没有意识到或仅仅半意识到的心智过程时，他们不仅会提防别人来利用他们的那些过程，而且还能够更好地从内部予以控制。
　　然而，一个有意识的道德宗旨要坚强得足以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克服日益提高的政治宣传技能的话，从内部控制这一概念必须成为一个理想的实体，这个实体要像“科学”一样，能诉诸大众的想像力，并以有组织的教育体系广为传播。这方面的困难是巨大的（部分地是因为我们对自我意识对本能的种种反应缺少认识），但是因果概念广泛传播和道德感情增强是不矛盾的。

　　（第二章——代议政体，第１３９页）

　　我们的政治心理基础概念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还会使关于代议民主的辩论重新展开。
　　在辩论中，一些老的论据将不再被承认为有效，不少政治思想家（尤其是学过自然科学的）很可能会重新捡起柏拉图关于由一批经过选择和受过训练、生活在“表面世界”之外的人掌权的专制政体的建议；虽然英国在印度的经历表明，即使最精心选择的官员也仍然只能生活在“表面世界”

　　之内，而所谓“好政府需要被统治者同意”这一论据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它固有的唯理智论联想。

　　然而，我们思考政治的新方法必然不仅会改变“同意”这一论据的形式，而且还会改变“同意”借以表达的制度的形式。一次选举（和陪审团审判一样）将会被而且已经开始被看作是在正确条件下作出正确决定的方法，而不是将业已作出的决定予以确认的机械手段。

　　各种关于使老的唯理智论传统持续下去的选举改革的建议仍层出不穷，而政权的普及也会使代议政体的运行发生新的困难。但是那种既要增进选民的知识和公共精神又不许对选民施加过重压力的代议概念将会传播开去。

　　（第三章——关于官员的思考，第１６７页）

　　对普选产生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定量观察表明，非选举产生的官员的工作在任何有效民主组织中都是重要的。
　　非选举产生的官员与选举产生的代表之间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的舆论已经显示出一种反对唯理智论代议政体概念的迹象。我们承认下述事实：绝大多数国家官员是由一项既不是被个别议员也不是被整个议会操纵的制度所任用的，官员只要忠于职守即可保持职位，他们是我们据以作出政治判断的某些最困难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同一制度未贯彻于我们的地方政府纯属偶然。

　　但是，这样半无意识地把一个部分地独立的文官系统当作一个既成事实来接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我们想要我们的官员做些什么，并研究我们目前的任用方式，尤其是我们目前的组织官员工作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现那个意图的最有效手段。

　　（第四章——国家和人类，第１８５页）
　　政治思想中的各种新倾向会对政治团结的感情条件和理智条件产生什么影响呢？
　　在古老的城邦里，政府的管辖范围与人的视力和记忆力所及的范围相一致，可以发展一种地方感情，而在目前“消除了地方性”的人们中则不可能。因此，一个现代国家的团结不能取决于观察到的事实，而只能取决于想像的事实。
　　现存欧洲民族国家的两位缔造者马志尼和俾斯麦认为，一个国家的可能的幅员取决于民族同一性，亦即一个国家的每一成员必须相信所有其他成员都和他自己相像这一可能性。俾斯麦认为真正的同一程度是这种信念的必要基础，可以用“铁血政策”取得；马志尼则认为人类已经分成许多同一的集团，欧洲应按其界线重建。两者都深信不同民族类型的个人之间是不可能有政治团结感情的。

　　在过去二十五年里，这个关于由许多同一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概念已被下述两点变得更加困难：①现代国家中各种独立的民族感情继续存在和甚至增强；②事实上，欧洲人种和非欧洲人种已处于更密切的政治关系。因此，企图把民族同一和团结的传统转嫁给一个现代世界帝国的全体居民或其中居统治地位的种族成员，是抹煞事实真相，并增强了战争的危险。

　　但是，我们能获得一种不是基于对每个人都相像的信念而是基于每个人都不相像这一认识的政治感情吗？达尔文关于个人与种族差异之间关系的证据如果不伴有作为一种道德责任的“生存斗争”概念，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感情。事实上，种族间甚至帝国间的战争可被比作物种进化中必不可少的阶段。但是当代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种族都可以从个人的自觉合作而不是盲目冲突中最有效地获得进步；整个物种的进步也会来自以承认种族及个人差异的价值为基础的自觉的世界性宗旨，而不仅仅来自斗争。